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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犬养毅首相是当时日本政界护宪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坚决反对军方势力坐大。犬养首相的满洲政策是明确而坚定的，坚决反对吞并满洲，主张以获取经济利益为追求。
        北一辉的思想理论体系，是法西斯军国主义体系，这套思想理论体系中，有两个在道义上崇高的内容：
        1. 大亚细亚主义，帮助东亚人摆脱白种人的殖民压迫，这是对外，在亚洲追求平等。
        2. 社会主义，帮助社会大众摆脱大财阀大地主的压迫，这是追求社会内部的平等。
        北一辉的大亚细亚主义和社会主义主张，是有着其正义的诉求的，有着道义上的感召力。是啊，平等，难道不是正义的么？反压迫，难道不是正义的么？
        而北一辉的主张能够给日本，乃至于整个东亚带来灾难性的破坏，又因为日本的武士道传统。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是日本神道教，日本禅宗和儒家思想的融合体。重大义，轻生死，是武士道的一个特点。和西洋人的骑士道不同，日本武士道并不鄙视排斥暗杀手段。暗杀非但不是可耻的，而且是一种可颂赞的德行，“烈德”。
        早在明治维新之前的倒幕运动中，就有不少浪人武士，对他们所认定的恶人进行暗杀，不论对方是权贵，还是在野的思想家。这些武士视死如归，慷慨赴义，口称他们的作为是“天诛”，替天行道嘛，你懂的。
        所以三观很重要啊，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是一个社会的根本。当一个信仰体系是罪恶的时候，这个信仰的破坏力是惊人的，这个信仰可能导致灾难性的浩劫。因为信仰的追随者们，是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地追求着他们以为正义的事业。
        北一辉的思想学说像病毒一样在社会上扩散，在社会各阶层都得到了拥护支持者，其中不乏权贵精英和军中的某些高级将领。在日本陆军的年青中下级军官当中，更是有着许多北一辉思想的死忠追随者。
        北一辉不仅是提供了一个思想理论体系，他本人更是身体力行，领导他的追随者们去追求这个他们看来正义的事业。
        在一系列的暗杀没有带来预想中的成功之后，法西斯军国主义者们决定毕其功于一役，发动了二二六政变。
        1936冬，一个下雪的日子，天色还没有亮，一群日本陆军军人离开了兵营。这就是二二六兵变的开始，率领军人们的，除了一名中佐之外，都是三十岁以下的尉级军官。
        他们有着很长的一份暗杀名单，日本首相，侍从长官，内大臣，大藏大臣，内务大臣，枢密院议长，三井财阀当主，三菱财阀当主。。。还有虽然已经不在位，但是具有影响力的元老级人物，西园寺公望，牧野伸显等人。
        除了暗杀一批他们所痛恨的逆贼之外，他们还要占领一批地方。
        内相官邸，陆相官邸，陆军省，参谋本部，警视厅，超日新闻社，国民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时事新闻社都是他们策划占领的目标。
        他们占领了陆相官邸之后，胁迫拥立陆相川岛义之大将作为他们的兵变领袖。
        兵变军人通过超日新闻和各报刊刊发了他们“昭和维新，尊皇讨奸”的政治主张，他们的原文摘抄如下，
        谨惟我神州在万世一系天皇之统帅之下，举国一致，生成化育，得以实现，并进而达成八紘一宇之团体。。。惟现已为所谓元老重臣，官僚政党等所误，破坏国体。。。统帅权接二连三毫无顾忌被干犯，僭窃至尊之兵马大权，其罪滔天，人神共愤。
        兵变的消息传到宫内，昭和天皇雷霆震怒，怒斥这些年青军人是下克上犯上作乱的逆贼，下令讨伐平乱。
        这时候出现了一个诡异的现象。
        一方面，天皇已经下达了明确的讨逆命令，军中同情政变的高级将领不敢公然违背，因此参与政变的军人没有再增加。
        另一方面，军队并没有对政变军人们展开讨伐进攻，双方就这么僵持着，嘿嘿。
        事态没有像兵变军人们事先预想的那样发展，他们原本以为只要登高一呼，皇道派军人们就会云集响应，却没有料到，昭和天皇下达了明确的讨伐命令。
        僵持了几天之后，一些兵变军人选择了自杀，剩下的则放下武器投降了。
        二二六兵变之后，年青皇道派军官们所爱戴推崇的真崎甚三郎陆军大将和荒木贞夫陆军大将被迫从军中退役。
        1938年，北一辉被日本政府以二二六兵变思想主导犯的罪名枪决，得年四十六。
        北一辉虽然死了，但是他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想并没有在皇道派的军人们心里死去。
        这就是思想家的力量，一个错误的思想，是很可怕的，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灾祸。
        青年将校间的法西斯思想已经形成气候，极右思想的军人们开始左右日本政局。
        北一辉的青春岁月，他的思想理论能力，和组织策划能力，奉献给了中国革命事业。
        1921年的时候，北一辉出版了一本书，“支那革命外史”，讲述他燃烧青春所参与过的中国革命事业。
        北一辉爱上了一个日本妓女，两个人生活在一起。据说当妻子且歌且舞的时候，有时候，他会为他死去的好友，革命战友宋教仁诵念佛经。
        北一辉身后归葬，国民党元老级人物，政学系大老张群为北一辉题写了墓碑，并且在二战之后对北一辉的未亡人提供了照顾和帮助。

        慈禧太后的新政奋斗

        庚子拳乱，是慈禧太后执政生涯里明显的一个错误，而且给清国带来灾难性的惨重后果，慈禧太后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她认为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他们的东南互保，并不是抗旨不尊的叛逆行为，而是真正的忠君爱国义举。
        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慈禧太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他们都是旧中国传统最后一代的君臣关系典范。
        我们有理由相信，慈禧太后一而贯之的对重臣们的礼遇和回护，是张之洞他们在庚子年的混乱局面当中，坚持效忠朝廷的一个重要原因。东南互保的时候，不管是洋人，还是立宪派的士绅都有人忽悠他们造反哦，你懂的，嘿嘿。
        西方列强也接受“动乱”的说法，把义和团爱国暴乱视为无政府状态下的民间暴乱，而不追究清国朝廷的责任，不追究慈禧太后的个人责任。所以大家如果去看“辛丑条约”的正式名称，就会知道，这是一个解决“支那动乱”的条约。
        慈禧太后痛定思痛，幡然悔悟了，她甚至开始对洋人们开始有了感激之心。
        慈禧太后下令各驻外使臣向所在国表示，俺们清国现在要开始讨论改革，想办法将来报答你们各国的恩惠哦。
        1901年1月，在西安的清国朝廷颁布新政上谕，堂堂正正，开始清国新政改革。
        1901年4月，清国朝廷成立督办政务处，作为统筹和推行新政的专门机构。所有大学士和军机大臣都是其成员，同时还包括张之洞，刘坤一这些封疆大吏。开始光开言路，收集改革主张。李鸿章去世之后，袁世凯补任其职位，袁世凯成为朝廷重臣。
        1901年7月，张之洞和刘坤一联名呈现“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系统性地提出兴学校，练新军，发展工商业的一系列改革建议。
        1901年10月，清国朝廷颁发太后懿旨和皇帝上谕，极度赞赏张之洞和刘坤一的改革建言。至此，慈禧太后的新政战略已经初步明确。我们摘录一些慈禧太后的原话，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6-28 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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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者特设政务处，集思广益，博采群言，逐渐施行。择西法之善者，不难舍己从人；除中法之弊者，统归实事求是。。。惟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亦即中国民生之转机，予与皇帝为宗庙计，为臣民计，舍此更无他策。尔诸臣受恩深重，务当将应行变通兴革诸事，力任其难，破除积习，以期补救时艰。
        为了清国的安危，皇室的命脉，百姓的民生，慈禧太后知道，改革是唯一的出路，她呼吁，深受皇恩的忠臣们，要开始破除旧习啦，虽然很困难，但是这是唯一的出路。
        1902年回到北京之后，慈禧太后展开了一系列激进而认真的新政改革。改革涉及军事体制，行政体制，宪法制度，法律制度和教育制度。清国新政改革措施，直接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并且深重地影响了日后的中国社会政治格局。
        乡亲们，别听人瞎掰哦，别信伪史瞎掰哦。百日维新，光绪皇帝的改革其实是表面的，光绪皇帝母亲慈禧太后的新政改革，那才是大手笔哦。

        满洲国策的改革

        满洲本是清国的龙兴之地，入关之后，清国明确规定，满洲是禁区，禁止关内汉人进入，这是清国传统的国策。
        随着历史的发展，有汉人私自进入满洲垦荒谋生，清国官府倒也没有严格拘捕，总得给小百姓留条活路嘛，你懂的。
        同治中兴之后，河北山东小百姓，涌入满洲谋求生活出路。
        同治和光绪年间，清国开始在满洲设立一系列农场，牧场和林场，招募汉人。
        清国北面的俄罗斯则从日清战争爆发前，就开始在下好大好大一盘棋，策划占领满洲。
        1896年，俄罗斯和清国签订“中俄密约”，俄罗斯得以在满洲修建营运铁路，并获得在铁路沿线派驻军队，兴办企业，开采矿石的权力，俄罗斯军队开始合法进入铁路沿线。
        1897年，俄罗斯凶相毕露，直接先强行占领旅顺和大连，进而胁迫清国签订租借协议，至此合法占有旅顺和大连。
        1899年，满洲发生义和团爱国暴乱，俄罗斯十七万大军开始进入满洲，沿途烧杀奸淫劫掠。俄罗斯军队进入满洲的军事行为不能算是非法，但是其烧杀奸淫行为则是明显的战争罪行。
        1901年，当清国和列国签署“支那与十一国关于赔偿1900年动乱的最后协定”，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辛丑条约”。至此，义和团爱国暴乱所引发的国际干涉已经得到条约解决。俄罗斯军队依旧非法强行霸占满洲。
        1902年，清国据理力争，同时日本，英国，美国开始向俄罗斯施加压力。俄罗斯和清国签署退兵条约，承诺在三年内从满洲撤出俄罗斯占领军。
        1903年，俄罗斯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前提下，公然再次撕毁条约。要求和清国另外再签协定，逼迫清国给予俄罗斯在满洲的行政管理权力，清国被迫向日本请求帮助。
        日本开始替清国出头，和俄罗斯交涉，要求俄罗斯军队撤出满洲。和平交涉无效，两国走向战争。
        1905年9月，美国居中调解，日俄两国签订条约。战败的俄罗斯，从满洲撤出所有占领军队。同时，俄罗斯根据“中俄密约”和大连旅顺租借条约所获得的权力，全部割让给日本。
        1905年12月，日本和清国签订条约，明确了战败国俄罗斯转让给日本的条约权力，是合法的。
        此时，俄罗斯对满洲的领土野心已经是昭然若揭啦。哦不对不对，都揭的一塌糊涂了。
        慈禧太后意识到了来自北面的领土野心，必需是改变国策以保全满洲的时候了，否则满洲就危险啦，你懂的。
        1907年，清国撤除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改满洲为东三省，设立奉天，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废除汉人移民满洲的禁令，大举组织鼓励关内汉人移民东三省，推行“移民实边”国策。
        乡亲们要记住哦，不要“自古以来”哦，那些是跳大神嘛，你懂的。东北三省原本是地广人稀的满洲，真正大规模的涌入关内移民，是开始于1907年，慈禧太后时代的移民实边。
        说完满洲的改变，我们再来看看慈禧太后别的新政改革。

        军事制度改革

        自强运动时代学习西方军事制度和技术，是几个满汉大臣们的个人努力行为，而不是朝廷中央的行为，慈禧太后只是支持恭亲王，文祥和李鸿章而已。
        慈禧太后的改革，则是从清国中央出发，建立一个新的军事制度，同时开始建设现代的警政制度。
        1901年8月，清国谕令全国停止武科科举考试。从此不再靠举石锁，射弓箭，比武艺那些的选拔军官啦，你懂的。
        1901年9月，清国通令各省设立武备学堂。这是现代化的军事院校啦，里面的教官，绝大多数是清国聘请的日本军官。武备学堂用西方的军事教育制度教育培养学员，优秀的毕业生，选派出国继续深造，其中绝大多数是去的日本。
        1901年9月，清国下令开始裁汰制兵练勇，编练新军。从同治年间开始，朝廷就一直在多次裁撤减编，此时的改革是继续裁减十之二三的绿营兵员。剩下的，要么是归入新成立的巡警，要么是改成新式的军队。废弃绿营和淮军模式的兵员世袭制度，改为现代的征兵制度。各省都开始把现存的军队改编成统一的新军，使用新法操。禁止各省自行招募军队，这是杜绝湘军模式啦。
        1903年12月，朝廷宣布设立练兵处，统一全国各省的新军编制，这是要形成统一的国军啦。清国的规划，是建立一支四十五万兵力的现代化陆军。
        1902年，清国设立京师工巡局，开始警政制度的建设。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时候，日本占领军设立了“安民所”，雇佣清国小百姓作巡捕，负责维持社会秩序，同时还负责道路和公共设施的维护修缮那些的，这个办法，小百姓们都说好。
        1902年8月，袁世凯在保定招募了三千巡警，创立保定警务局。并开设警务学堂，开设培训现代的警务骨干。同年，袁世凯在天津开设天津巡警总局，之后设立北洋警务学堂。
        1905年8月，清国中央设立巡警部，徐世昌为首任巡警部尚书。同时谕令全国各省设立巡警，以北洋模式办理各地警政。
        中国的现代警政体制从此开始在全国开始建立。
        新政军事改革和警政建设的关键人物是袁世凯，他此时已经成为李鸿章的接班人，成为推动清国现代化的主力。
        1859年，袁世凯出身于河南项城，他是一个官宦家族的娃。他的生父并不是他名分上的父亲，清国是个讲大义名分的宗法时代嘛，你懂的。袁世凯小时候就被过继给袁保庆作嗣子，传承香火。
        袁世凯是个很聪明的孩子，但是哦，很聪明的孩子不等于考试考的好，你懂的。
        两次考举人都没考上，袁世凯生气了，哥不读书了，哥投笔从戎。此时清国的体制已经在变，不像1840以前清国，考科举作官，已经不再是唯一的出人头地的道路啦，你懂的。
        1881年，袁世凯去山东投笔他父亲袁保庆的结义兄弟，吴长庆将军。吴长庆是淮军系的，他统帅的六营军队，大家称作庆军六营房。
        1882年，朝鲜发生内乱，李鸿章派遣吴长庆率领淮军乘机入侵朝鲜，就这样袁世凯到了朝鲜。
        1884年，朝鲜又发生内乱，袁世凯在没有得到清国指令的情况下，独断专行，平定了朝鲜开化党人所发动的兵变，确保了清国对朝鲜的殖民占领军地位。这个表现，赢得了李鸿章的关注，哦，这娃有魄力又有本事哦。
        1885年，袁世凯成为清国驻朝鲜大臣，推动执行清国将朝鲜殖民地化的各项措施。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6-28 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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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5年，李鸿章举荐袁世凯在天津小站，操练新式陆军，这是一支德国军制的新式军队，也就是日后北洋六镇的起源。
        1898年，袁世凯在百日维新中的行为，没什么可以指责的地方，于公于私，他所作的都可以说是正当的。清国的时候，正派人为人为官，都要讲忠孝，讲感恩。
        于私，荣禄对袁世凯个人有知遇回护之恩，要袁世凯杀自己的恩人？于公，谭嗣同的兵变阴谋，是要让皇帝犯下弑母的罪行，置光绪皇帝于不忠不孝的境地。按清国的道德伦理标准，弑母那可是禽兽不如的罪恶哦，你懂的。
        袁世凯选择了不作这样不忠不孝不义的事情，谁要是对他的选择大加指责，那不仅是道德良心上有问题，脑子都有问题哦，你懂的。
        1899年，袁世凯升任山东巡抚，肃清平定山东境内的义和拳匪乱。
        1901年，李鸿章去世，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职位，从此成为封疆大吏中的首位。
        1903年，清国成立练兵处，袁世凯任会办，协助建设全国统一的清国国军。
        由于袁世凯的个人能力和他筹募资金的本事，他所训练的七万人左右的北洋新军成为全国的模范新军。
        朝廷新政改革的宗旨是要消除湘军淮军这样的私兵模式，建立中央统一指挥管理的国家军队体制。但是在实际效果上，传统的个人感恩思想，下级对上级的忠诚思想，造成的后果是，北洋新军中的将领们，并不效忠于国家，而是效忠于多年来教育培训提携他们的直接领袖，袁世凯。结果搞下来，在事实上，这只北洋新军还是老旧的淮军私兵模。北洋新军将领们的效忠对象，还是多年培训栽培他们的领袖，袁世凯，这批将领就是北洋系军人的来源。
        利用北洋系对他的个人效忠，袁世凯在1911年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并且任命了十位效忠于他的北洋将领成为督军，以巩固其地位。
        在袁世凯去世之后，失去了领袖的北洋系将领们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人物，他们中间出现了五位中华民国的总统。
        在袁世凯所创办的保定军校里，有一个年青人，他在1907年至1908年间在保定军校学习，然后去了日本，他日后成为一个革命领袖，率领军队用武力征服统一中国。他于1928年开创国民党统治的中华民国，他的名字叫做蒋介石。
        慈禧太后的军事改革为中国现代化所作的贡献主要是在社会方面。
        首先，中国开始有了现代化的警政体制，被中华民国沿袭下去。
        其次，军人从此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传统上对武人的歧视被完全颠覆了。参军不仅是一条生活出路，而且是一件体面的事情。大批读书人以参军为荣，在清国，新思想最为集中的地方，是在新式的军队里。

        教育制度改革

        在慈禧太后的新政改革里，教育改革是革命性的改革，完全改变了中国旧传统的教育制度。
        1901年9月，朝廷发布上谕，各省所有书院都改为学堂，省城建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设中学堂，各州县设小学堂。这些都是洋学堂哦，小学，中学，大学的现代教育体系开始了。学堂里教授传统的四书五经和纲常大义，同时教授现代的西方科目和时事。
        1901年12月，朝廷颁布“学堂选举鼓励章程”，洋学堂的毕业生考试合格，就是贡生，举人，进士功名。也就是说，洋学堂小学毕业合格是秀才，中学毕业是举人，大学毕业就是进士啦，你懂的。
        但是由于师资的缺乏，教育设备的缺乏，资金的缺乏，洋教育办学经验的缺乏，以及旧传统的惰性，导致各地兴办洋学堂的进度缓慢。
        1905年9月，在袁世凯，张之洞等重臣的建议之下，清国朝廷宣布，从明年起废除科举考试。这一下，从隋唐传承至今的科举考试制度，被废除了。
        废除科举之后，清国的现代教育体系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从此读书人要出人头地只能够读新学堂，考新的考试啦，你懂的。不论是地方大员还是士绅们都在各地加快了建立新学堂的速度，培养教师的师范学校和职业速成学堂也开始兴盛起来，在新思潮新风气普遍的地方，甚至开始出现了一批女子学堂。乡亲们，原本在清国，只有洋教士们才会办女子学堂哦。
        为尽快解决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又一批的读书人被送去日本留学啦，日本的文字比较好学习，而且离清国近，开销小嘛，你懂的。
        1904年的时候，清国在日本的留学生大约是1,300人左右。1906年，清国在日本的留学生数量达到13,000人左右。去日本的留学生主要是学习政治法律和师范教育的，他们回国之后，清国对他们进行资格认证考试，考试合格者，根据成绩，授予进士或者举人的资格。
        同时，清国的新学堂也开始聘用日本教授，教师来补充自己的师资力量。
        也有去美国和欧洲留学的，但是他们的数量非常少。
        1908年，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用于在北京建设留美预备学校并资助清国学生去美国留学，去美国留学的学生数量开始增加。到1911年清国亡国的时候，有大约800名清国留学生在美国境内，而大约有400名在欧洲。
        1906年3月，清国学部版本本国教育宗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这是各学堂的教育目标哦，非常不错的教育宗旨。
        到1910年的时候，清国各省已经遍布小学，中学，大学体系的新学堂，全国共有五万七千多所的新学堂，注册在校学生总数超过一百六十万人。乡亲们不要忘记哦，还有另外一个独立于清国学部体系之外的，学校体系，洋教士们办的教会学校。教会学校的在校学生非常少，全国不过六万多人左右。到此时，开拓者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教会学校已经不再是最重要的新学教育机构。清国的学校开始引入西方的知识和思想，教化本国的学生。
        在各地的新学堂兴建风潮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直隶，四川，江苏，湖北和湖南省，这些地方，新学堂的数量最多，学生数量也最多。
        新学堂教育出来的学生，完全不再像当年的读书人那样排斥鄙视西方人，相反的，他们满怀热情地渴慕西方的文明，西方的思想，西方的知识。乡亲们，康有为的改革，要山寨孔子思想，伪托孔子之名，因为就在他的那个时代，对清国的读书人而言，孔子还是绝对的权威，孔子的形象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过几年的时间，年青的一代新学堂教育出来的年青人，孔子的教导已经不再是神圣的了，从他们中间，开始走出一批人，日后会对孔子的教导，进行公开的批判，进行革命性的批判。
        旧的教育体系里，学生们是在村子里读私塾，义塾，一般都住在自己的家里。教室可以在老师家里，也可以在庙里，也可以在祠堂里的一个房间，也可以是大户人家家里，教书的，也就是一个秀才。
        可是新的学堂则是完全不同的体系，新学堂需要要正规的教室，需要有实验室，需要配置体育设备，同时需要不同科目的专业教师。乡亲们，新学堂不是一个老师找个房间就能办学啦，你懂的。
        新学堂必需是在集中办学，办在城镇里面。那些住在乡下的怎么办？住校啦，你懂的。
        新学堂都伴随着学生宿舍，这种住读的学习方式是非常奇特的。离开了父母的学生们，进入了一个渴望追求新知识的同龄人世界。大家朝夕相处，会结识许多亲密的挚友，同学们之间也会有真诚而激烈的辩论，他们在学校图书馆里阅读各类西方思想文化书籍，有政治学，有哲学，有艺术，当然必定的还有文学啦，你懂的。他们阅读报纸，了解世界，国家和当地发生的时事，他们自己办报纸，办杂志，发表他们对时事的看法，对国事的见解。
        这是一个新的城市知识阶层在产生啦，已经不再是旧传统的乡村士绅。
        在这些年青的读书人里，新式样的爱国主义，国家主义等思想观念开始形成，这一批的读书人，将革命性地颠覆旧中国的忠君爱国思想。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6-29 10:19

感谢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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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论是在日本的留学生，还是在中国的新学堂里，都有着许多忧国忧民的青年学生，西方的各种激进政治学哲学思想，在这些年青人那里，有着巨大的市场。
        远在日本的梁启超，是那个时代最有力量的作者。百日维新之后，他流亡海外，大量阅读西方的历史和政治学论著。
        1900年，义和团爱国暴动期间，梁启超潜入清国，策划组织叛乱，他要举兵勤王，解救光绪皇帝，自立救国。自立军叛乱被湖广总督张之洞镇压，梁启超再度逃亡日本，自此他专注于宣传思想。
        梁启超追随当时西方盛行的社会进化论思想，他开办“广智书局”，聘用中国留学生大量翻译西方思想书籍，同时在“新民报”，和“新民丛报”上大力鼓吹西方思想。通过他的文章，在中国的青年学生们开始接触到君主立宪，民主，民意政治，共和主义，民族主义，人权这些西方的政治学名词。
        在他的文章里，对西方的历史和哲学史大人物进行了一系列科普和介绍。他向清国读书人所推出的西方名人名单有，马丁路德，培根，笛卡尔，托马斯霍布斯，斯宾诺莎，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托尔斯泰，康德，克伦威尔，拿破仑，俾斯麦和马志尼。
        今天的乡亲们或许不知道马志尼，他是19世纪欧洲的大人物，意大利的民族主义领袖，他所创立的政党就是今天意大利共和党的起源。他一生致力于建立一个统一的意大利，他是当年民族主义者的偶像级别英雄哦，你懂的。
        我们有理由相信，所有晚晴和民国初年的西化中国政治领袖人物，在他们早年的读书经历中，都是通过梁启超的文章和翻译的书籍，开始接受西方政治学思想的启蒙。
        当然，因为读者众多，梁启超也是个超级大款，那年代尊重知识产权嘛，要花钱买书买报纸的，你懂的，嘿嘿。
        在梁启超的读者中间有个年青人叫毛泽东，1910年，16岁的毛泽东第一次阅读到梁启超的一系列文章。日后他回忆说，他把梁启超的文章读了一遍又一遍，一直到他知道他已经在心里掌握了他们。毛泽东日后说，在青年的时候，他崇拜梁启超。
        随着去日本的留学生数目的急剧增加，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也开始有了突破性的发展。
        1905年，日本右翼黑龙会创始人内田良平开始居中牵连，促成在日本的几个爱国会党和组织走向联合。
        湖南华兴会，湖南科学补习所，广东兴中会，浙江光复会，洪帮和清帮联合一致，结成同盟，成立中国革命同盟会。
        1905年8月，在黑龙会领袖头山满的家里，同盟会的创立领袖们手按着圣经，庄严宣誓他们的中国革命的誓言，“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同盟会宣言里，确定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革命路线，同盟会追求一个宪政的新中国。
        革命路线分为三个步骤，军法，约法和宪法。所谓军法，就是首先通过军事行动建立新的共和国；然后各界民众约定宪法，制定宪法；此后，新中国成为宪政国家。
        宋教仁提出军事行动的战略是这样的，上策是在京师发动武装暴动，中策是在长江一线发动武装暴动，下策则是在边疆地区发动武装暴动。
        华兴会的报纸“二十世纪之**”，成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后改名作“民报”，旨在唤醒民众，宣传革命思想。
        孙中山在“民报”发表“民报发刊辞”，第一次提出来“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
        孙中山慷慨激昂地诉说了他的革命主张和革命理论。
        1. 革命报刊是“舆论之母”。因为民众中有先行觉悟者，也有后行觉悟者。用报刊舆论教导民众，引导民众，唤醒民众觉悟起来革命，这是少数先行觉悟者的职责。
        2. 孙中山说，欧美之所以是在社会进化中领先，是因为欧美人有三个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欧洲开始出现民族主义，欧洲各国独立。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欧洲进化到民权主义时代。此后欧洲迅速发展，一百年时间所取得的成就胜过以往的千年，欧洲人的智力和物质都取得飞跃的发展。此后开始出现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20世纪的欧美，一定是在向民生主义时代进化。
        3. 中国现在面临三个问题，一个是千年专制的传统，第二个是异种人的残害，第三个是外国的压迫。至于欧美人现在遇到的民生主要的难题，中国反而是没有受到很深的毒害的，比较容易去掉。我们的革命，如果只是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革命，那么就算中国强起来了，也会遇到欧美的问题，也必需要再次革命，进行民生主义革命。中国的革命，是民族革命，民权革命，民生革命同时进行，毕其役于一功。这样，中国反而会领先于欧美各国。
        从孙中山的民报发刊词时代的“三民主义”宣言来看，我们会看到几点问题，
        首先，这是社会进化论的观点，欧美历史是从民族主义向民权主义再向民生主要的进化历史。
        第二，此时三民中的民族主义，是种族主义，人种的概念，民权主义则是反专制。
        第三，而民生主义是什么？所谓欧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这里的民生主义到底是什么？孙中山并没有作说明。
        同盟会是一个各会党，各组织各阶层的联盟组织，内部存在有不同的思想理念，行为方式的冲突，他们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武装革命推翻清国朝廷而结盟的。
        1906年，同盟会内部发生大规模的纷争，一派是宋教仁和秋瑾所领导的，另一派则是胡汉民和汪精卫所领导的。
        三十岁的湖南留学生陈天华目睹这一幕，悲愤不已，他认为革命同志应该存异求同，团结追求革命目标，而不是陷入内争。陈天华选择了自杀，他希望他的死，能够唤醒他的革命同志们。
        1907年，宋教仁与孙中山决裂，辞去同盟会职务。宋教仁认为孙中山是一个野心家，孙中山所追求的，不是他所追求的革命道路。
        宋教仁在上海创办“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继续执行他的革命战略。下属的“共进会”和“文学社”在两湖新军中宣传革命思想，迅速得到发展。
        1907年，同盟会第三次重大分裂。章太炎等光复会人物指控孙中山存在贪污革命经费的问题，双方坚持斗争。孙中山率领他的支持者将同盟会总部迁移去新加坡，那里有支持他的华侨势力。追随孙中山去南洋的，是汪精卫和胡汉民。
        至此，中国革命同盟会已经基本瓦解。
        从1905年到1910年之间，中国革命同盟会在清国策划发动了一系列的武装暴乱，基本的允许模式是这样的。革命党人负责筹款，组织策划，洪门各会党堂口的弟兄们是执行武装暴乱的主力。
        屡次的暴乱都被清国轻易镇压，而且因为会党兄弟们的习气，这些武装暴乱的执行过程都充满许多明显的漏洞。
        1910年，同盟会决定放弃以往的革命党出钱，会党兄弟们出命的武装暴动模式。
        中国革命必需要有牺牲，革命党人愿意为自己追求的革命事业奉献生命。
        黄兴任总指挥，策划此次以同盟会革命精英为主干的武装暴动，同盟会称之作广州起义。这是同盟会与清国朝廷的决战。
        重大义，轻生死的留学生们，到了必需为自己的革命理想献身的时候了。参加此次暴动的留学生们，不少已经抱定了必死之觉悟，大家在行前已经留下了自己的绝命书。
        1910年4月27日，黄兴率领敢死队猛攻两广总督衙门，八百革命义士正式开始广州暴动，暴动再一次被清国官军所平定。
        丧失了大批革命党人的同盟会，此后已经名存实亡。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6-30 14:52

正文53
        1905年至1906年，为抗议美国的排华法案，清国各城市出现反美示威，同时出现了全国范围的抵制美货运动。这一次的抵制美货爱国运动是非常有效果的，1905年11月，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在广州的销售额和7月份相比，急剧跌落百分之八十。
        此时清国的报纸，已经是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舆论力量。
        慈禧太后请留学回来的曹汝霖进宫来讲课，科普科普立宪是咋回事啊？议会是啥啊？
        袁世凯，张之洞，端方这些体制内的重臣们上书朝廷，建议必需行宪政。
        不论是学那一个国家，施行宪法政治，都是必须要走的道路，慈禧太后认清了大势所趋。
        1905年，慈禧太后跨出了走向宪政的第一步，她命令三个满臣和两个汉臣组成考察团，去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和意大利进行考察，学习了解他们的政府结构和运作模式。
        报纸上当然期待啊，大家都在围观啊，俺们大清国要准备啦行宪啦，乡亲们。在许多城市里，出现了庆祝活动，虽然并没有多少人对现代西方的各种宪政体制有系统性的理解，但是大家都觉得，清国走向宪政道路，那么就会变好，就会变的和日本，和西方列强一样。
        此时有革命党人认为，如果清国行宪成功，那么推翻清国的革命事业，就会遇到更大的困难，他们必须阻止清国行宪。
        1905年9月，五大臣在北京火车站遭到爱国革命义士的炸弹袭击，两名大臣负伤，五大臣出使考察行程被迫拖延了四个月，直到朝廷再次组织好考察团队。
        1905年12月，朝廷派出了三满臣两汉臣组成的考察团队再次出发。
        五大臣第一站是去的日本东京，五大臣邀请梁启超和杨度草拟考察报告和奏折，阐述立宪政体是利君利民的好事，这个报告里的行宪预备期是五年。
        离开日本之后，五大臣去了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美国的考察之后，五大臣转往欧洲列国。
        1906年8月，五大臣回到北京，他们向慈禧太后汇报了他们的考察结果，结论是日本模式是最好的，因为日本的皇室依旧持有权力。
        轮到行宪的好处，载泽说，第一是皇位永固，第二是外患渐轻，第三是内乱可弭。
        1906年9月1日，慈禧太后发布上谕，宣布预备立宪。
        1906年9月2日，朝廷宣布改革官制，委派载泽，铁良，袁世凯等人制定中央管制方案。
        1906年9月，清国定制新的中央官制，中央共有十一个部，分别是外务部，吏部，民政部，度支部，学部，陆军部，海军部，法部，农工商部，学部和理藩部。
        1907年，朝廷派出使团赴日本和德国进一步学习了解两国宪法。
        1907年7月，朝廷宣布成立宪政编查馆，成为筹备宪政的中枢机构，并宣布在中央设立资政院，各省设立咨议局，预备行宪。立宪之后，就改成国会和地方议会。
        这里是两权分立啦，官府的行政权和代表民意的议会是两个平行的体系。
        如果从后世的眼观批判，新政的行政权和资政院的相互制衡机制，存在一个明显的缺陷，资政院不是立法机构。法律的至高无上，法律的神圣，才是分权制衡的根本。而且，在清国的改革中，司法也不是一个独立的体系，而只是在十一部中的一个。
        1908年8月，慈禧太后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逐年筹备事宜清单”，“臣民权利义务”，“议院法要领”和“选举法要领”。
        根据逐年筹备事宜清单，清国将在九年内实行立宪。
        根据规定，1909年将在各省选举产生各省资政局，1910年，将召开第一次全国资政院。地方议会由选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而全国议会则一半由选举产生，一半由朝廷任命。
        与宪政筹备并行的是地方自治的筹备工作。
        天津当时已经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巨型都市，这里是外贸中心，同时也是北洋新军和海军的基地。
        早在1906年8月，朝廷就批准了袁世凯的地方自治试点，袁世凯首先用现代的警政体系取代了传统的保甲制度。袁世凯在幕僚们的帮助下，基本是在照搬日本的地方自治制度。天津成立了自治局，开始筹备地方自治事项。袁世凯开设了专门的学校向天津士绅科普选举啦，自治啦，这些概念。同时印发学习材料，到天津城乡各地张贴散发，推广现代政治常识。
        1907年6月，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普选制的投票选举在天津开始，通过初选，复选，分拣，合拣，选举产生了30名天津议会议员。
        当时天津总人口是四十一万多，候选人是两千五百多，投票率达到百分七十。乡亲们，这是在现代法治意识还没有普及，投票选举意识淡漠的1907年哦，袁世凯和他的幕僚们一年多的科普工作，成效是惊人的。
        1909年9月，清国各地通过投票选举选出了各省的资政局。当时投票选民资格是有规定的哦，有四个门槛，有教书三年以上的经历，或者中学毕业，或者个人资产达到五千两白银以上，或者拥有举人功名，要符号以上四条之一的，才具有投票权。当时清国人口数量是四亿多，而复合条件的投票人大约是一百七十万左右。
        根据学者John Fincher在1981年所作的研究，1909年的清国投票选民中，百分九十的人，是有举人以上功名的，也就是说，他们是1850年以来历次科举考试产生的士绅，他们是最后的一批儒家思想传统教育出来的士绅。
        1909年10月，各省的首次议会召开，完全改变了清国的政治生活方式。当时的议会其实蛮有喜感的，几乎清一色的男子，一般都是叔叔级别的，你懂的。议员们聚在一起相谈甚欢，会谈家庭八卦，也会谈国家大事，当然最重要的是谈当地的政务。
        这些议员们很快就进入状态啦，毕竟谈八卦没必要跑议会里来嘛，你懂的，从他们中间开始涌现出各省议会的领袖人物。
        在他们中间，已经出现了几位明显的反朝廷人物。广东的议长易学清，湖南的议长谭延闿和浙江的议长陈黻宸。
        虽然我们并不知道在议会中，有多少反朝廷的议员存在，但是有一点我们是可以确定的，不论是清国中央朝廷，和各省地方，都不能再像以往那样运行管理国家了，因为他们受到了议会的制约，和舆论的压力。
        从1908年1月到1910年2月，清国相继颁布了城镇乡和府厅州县的自治章程，各省依法筹备地方自治。
        到1909年，各省已经完成调查和选举，到1911年，清国亡国前夕，各省大致已经都建立了府厅州县自治公所。
        地方自治的广泛深入，使得士绅和新兴的企业家阶层成为管理治理地方的主要力量，基层的官府力量被进一步削弱了。
        1908年11月5日，慈禧太后去世，在此前一天，光绪皇帝去世。
        一个三岁的小娃娃溥仪，成为新的皇帝，他的年号是宣统。宣统皇帝的父亲，醇亲王成为了摄政王。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7-01 21:59

正文54

        慈禧太后新政的检讨

        清末的新政改革，是使用了许多日本专家顾问的帮助，各项法律和宪法的编著都有着明显的日本痕迹。
        清末宪法大纲，是以日本明治维新的宪法为基础，再作改动。根据这部宪法，民众的权力是来自于皇帝的授予。这是这部宪法最大的问题，因为从法理逻辑上来说，皇帝能够赋予民众权力，那么皇帝也可以收回，剥夺明众的权力。
        具体到清国宪法大纲中对皇权的明确限定，比日本宪法还要小，那反而是末节的问题。
        另外一个明显的结构性的问题，是司法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体系，而是和十一部并列的，隶属于行政首脑机关内阁。现代法治社会的一个要素，是全社会对法律的尊称。法律的神圣性，并没有在慈禧太后的新政改革里得到尊重。
        旧中国的法律传统，是法家的传统，和现代法治社会的法律思想，是完全相反的两条思路。
        法家的法律，是从维护统治者的起点出发，用法律去约束被统治者，与此相伴随的是酷刑，还有游街示众等宣传警告实践。
        现代的法治体系，则是以维护每个公民的权益为起点，法律的意义和功效，是在于保障每个公民的个人权益不受来自个人，来自社会群体和来自政府的侵害。
        对法律的尊重，对法律程序的尊重，是旧中国传统所缺乏的。哪怕是一个所谓“恶法”，也必需通过合法的途径对恶法进行修正，这一点，是清国当时的民众所缺乏的概念。
        现代法治思想教育的缺乏，我们会看到一个明显的违法现象。清国末年民间投票产生的各省“咨议局”，在法律定义上，并不是议会，而是一个顾问机构。但是各省的咨议局议员们却都以现代社会的议员自居，直接对朝廷和官府的行政进行干预。
        现代法治思想，民权思想教育的缺乏，是新政改革的一个大问题。把整个日本的体系都搬过来，都没有用的啊，乡亲们。
        清国的新政改革，另外还存在一个系统性的问题，那就是中央和地方权力的系统性冲突。
        清国的各地地方权力从太平天国叛乱之后开始发展壮大，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一直在减弱。清国的新政改革，并没有要走联邦路线，而是要回收，加强中央的控制。
        清国加强中央控制的措施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建立中央统一控制的新军，另一个则是1906年之后的中央官制改革，清国希望能够用现代化的，专业化的十一个中央部门去管理运行各地方。
        新政改革前的中央和地方行政是双规并行的，负责地方人事，财政，司法这些的地方督抚们向中央各部汇报日常的工作，也接受日常的指令。但是，遇到紧急事务，地方督抚则是直接向皇帝报告和请示。
        这种模式的结果是，地方督抚和中央各行政部门的首脑其实是平级的，都直接向皇帝报告。
        而清国的新政改革，并没有解决这个结构性的问题，中央部门还是不能够有效控制地方。
        新政改革所面临的另外一个大问题，那就是财政问题，就是钱啦，你懂的。
        清国的国家财务体系，是自古以来，嘿嘿，也就是从明朝以来传承下来的，按现代标准来说，实在是一团模糊。新政改革在国家财务制度上的改革一来有着主观上缺乏经验和能力的问题，比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嘛，你懂的。二来呢，改革进程中又存在有各利益集团的阻力，没人不想发财哦，你懂的。
        第一个问题是，清国的税收是一笔糊涂账，没有现代意义的财政预算，更无法掌握全国到底收了多少税。各省自己收税，他们收了多少？没人说的清楚哦，也调查不清楚哦，你懂的，摊派都算哦。我们后人只能去猜吧，地方上实际征收的税收，有三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到达了中央。
        第二个问题是，清国中央本身，也没有中央财政概念，也没有中央公共基金common purse制度。清国有自己的土办法，分别立项，然后呢，从中央或者各地方的金库里接济，还真挺有创意的，嘿嘿。还记得李鸿章说，他要办北洋舰队，需要各省接济么？在清国的关内十八省中，十三个相对富庶的省份都有接济别的省份的项目。
        第三个问题，是前面两个问题的一个结果，清国中央穷的叮当响。1905年的时候，清国国库收入主要是这样的，农民土地赋税收入是三千三百万两，盐税和其他商业税收是两千万两，海关税收则是三千五百万两。而各地实际在收的一大笔税收，商业的厘金，则不归中央。朝廷从1869年就开始想办法要把这笔税收收归中央啦，一直未遂，嘿嘿。
        1884年的时候，朝廷又想把厘金收归中央，结果各省又是一大堆操作细节的问题蹦出来啦，搞的没办法继续下去了。各省都还有自己任命的“委员”管理厘金的征收，这些委员不是朝廷的命官，自然也就不向北京汇报工作啦，你懂的。
        新政改革进行到1908年，清国开始对全国税收状况进行了调查，并且在1910年，进行了中央财政预算的定制，国家预算收入是两亿九千七百万两，清国存在七千八百万两的财政赤字。在这次的预算中，中央地方财务体系，和地方财务体系进行了明确的划分，不再混成一团。
        但是财务计划，制订预算，收集数据，设定税率的工作，仍然是中央和地方分别各行其事，缺乏统一的管理，地方依旧没有服从中央部门的权威，地方依旧没有表现出把税收上交中央的意愿。
        新政改革在宪法，行政和财政上的不足，是因为旧中国的传统习俗，政治理念，社会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一直到清国亡国的时候，清国还不能算的上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旧中国的忠孝体系，曾国藩和慈禧太后
        在旧中国体系崩溃之前，维系清国社会秩序的是儒家传统思想的忠孝体系。
        所谓忠，是仆人对雇主的忠诚，下级对上级的忠诚，这种忠诚一直向上推，到达最顶峰的皇帝。这条线，按现代的说法，是社会学的伦理概念。
        另一条线，则是基于血缘关系的宗法体系，其核心是孝。以血缘远近而形成的宗亲社会，是清国体制外，维系社会稳定的一个道德伦理体系。
        而皇帝的统治，其道义上的合法性，在于牧养善待百民，保护小百姓，管理小百姓。
        这是和现代民权思想完全对立的一个旧传统，嘿嘿，但是呢，这就是旧中国对皇帝，对国家管理者的理解。
        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的过程中，就体现出一个标准的旧体系内的官员和大家长的行为。
        作为父母官，他倾听询问满腔愤怒和怨恨的天津士绅和小百姓们对洋人挖眼掏心的控诉。
        他自己作了调查，他有了自己的结论。
        天津民众就类似他的孩子，他的孩子犯了傻，作出了邪恶的事情。他并没有一味地回护他们，因为他是孔孟之道的追随者，他坚持的是“至公至正，无论华夷”的办案原则。
        对洋人，他知道是自己的子民们理屈，他承认洋人是受了冤枉，洋人们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他对洋人所遭受的伤害作出赔偿。
        对内，他像一个大家族的族长一样，有着对子民们的爱和关怀，他帮他们找出来来误解产生的原因，他并没有简单粗暴地说，愚民群氓，无中生有。
        对朝廷，曾国藩作了自己的报告，当朝廷把他的奏折删除了他为天津民众所作的解释内容，却公布于天下的时候，那是曾国藩个人的冤枉，这是他作为一个忠臣必需要承受的。
        在自强运动的时候，清国太缺乏“有担当”的忠臣，曾国藩，李鸿章就是这样有担当的人。
        因为去和洋人交涉，不论什么结果，都容易招致骂名。叶名琛就选择了他认为聪明的办法，他想尽办法不接触洋人，那是他的工作职责哦。哥躲起来，哥千呼万唤不出来，哥有民心可用。
        爱国清流们在朝廷上慷慨激昂骂卖国贼，但是却没有人“有担当”，敢于去和洋人交涉。
        曾国藩去天津的时候，身体已经非常不好，没人敢去，他就去了，他去尽忠。
        对百姓有爱和恩典，对洋人有公义原则，对朝廷有忠诚。曾国藩先生，是旧体系里一个忠臣的楷模。他是把一个忠臣，一个大族长，一个清国官员的角色都融合了。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7-02 10:00

正文55
        慈禧太后如果按旧传统的标准，从表现来说，她算一个贤明的统治者。
        但是慈禧太后却有着一个最大的问题，她名分不对，她是一个女人。
        旧中国传统里，是对女人有着歧视和偏见的。按规矩，按传统，她都不应该统治清国，更不要说，她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权位，公然违背祖制传统，把妹妹的儿子过继给自己，成为光绪皇帝，以便她继续统治。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她，尤其是当国事遇到大的挫折和失败的时候。旧中国人是有不少迷信的，女人掌权，大家说叫母鸡司晨，会给国家带来灾祸。国家出事情了，许多人一下子就把原因归咎到女人当政上面，旧中国的许多男人嘛，这一点比较下贱，嘿嘿。
        慈禧太后当然也知道自己在名分上的问题，刘坤一甚至公开要求她放权。
        抛开这一点硬伤，慈禧太后另外一个明显的执政错误，是在义和拳问题上，她犯了明显的错误，给清国北方几个省带来惨祸。
        抛开这两点，慈禧太后算是一个旧传统标准里，很不错的贤明统治者。
        自强运动的年代，清国的守旧势力是非常大的，恭亲王，文祥，李鸿章他们都是绝大多数士大夫们眼里嘴里的“鬼子六”，“卖国贼”，是慈禧太后的支持，使得自强运动得以推行下去。
        慈禧太后本人是非常守旧的人，她却又有这样的眼光和勇气去支持极少数开明满汉大臣的自强事业，这是值得称赞的。
        清国的传统里，对汉臣是不信任和不重用的。而慈禧太后却坚持重用汉臣，对汉臣以礼相待，带来了同治中兴，也赢得了他们的忠诚。
        慈禧太后更值得人们称道的是她的“感恩”心。
        不论朝野上下的舆论压力有多么大，她都尽力回护保全曾国藩，李鸿章这些同治中兴勋臣的性命和地位。是这些汉臣们的忠诚努力，帮助慈禧太后孤儿寡母走过的危难时刻。
        董福祥曾经用军队哗变威胁过朝廷，但是在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皇出逃的时候，董福祥追随护驾，对太后和皇帝有护驾的功劳。日后洋人们压力再大，慈禧太后都尽力周旋，保全董福祥的性命。
        董福祥是一个匪气十足的凶残将领，但是他也是一个旧时代的人。对慈禧太后和皇帝的回护之恩，他心知肚明。在董福祥死后，他吩咐家人把他的积蓄贡献给朝廷，因为朝廷缺钱，需要金钱建立强大的军队。他用他的行为，回报了朝廷对他的回护不杀之恩。
        在庚子拳乱的时候，东南几省督抚们选择了利国利民的东南互保。当时有洋人，有维新党，有士绅，有幕僚，忽悠煽动督抚们造反自立。李鸿章，张之洞他们用自己的忠诚，回报了慈禧太后对他们的礼遇和恩待。
        庚子拳乱之后，经过李鸿章他们的尽力周旋，洋人们没有追究慈禧太后和朝廷的责任，把庚子拳乱定义为一场清国的“动乱”。
        慈禧太后对这一点，一样是感恩的。她不仅明确地让各驻外公使向所在国表达了感恩之情，回到北京之后，她更在1902年1月，接见了驻北京的各国公使，表达她的感谢。
        在1902年2月1日，她又专门接见了各国公使的女眷们。
        慈禧太后作为旧时代的一个女人，她并没有接受过系统高深的教育。凭着她过人的聪明，凭着她对旧中国传统道德伦理标准的信守，她带领着清国走过了内忧外患的几十年。
        民族主义的萌芽阶段
        在我们说到民族主义之前，我们先简单说一下民族主义这个起源于欧洲的政治学思想。
        前面讲述过，欧洲三十年战争之后，各国在1684年签署的维斯特伐利亚和约，是现代世界体系的一个法律渊源，同时也是政治学上民族国家概念的起源。
        维斯特伐利亚确定了路德会，改革会这些新教教派的合法性，同时确定每个国家可以自行确定一个国教。
        维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后，信奉新教的瑞士获得独立，低地北部信奉新教的七省也脱离西班牙独立成为荷兰，而南部天主教地区则继续保留在西班牙。
        此时的原则可以说成是，一个国家，一个国教，一个民族。
        其后的发展成因，各派学说有各种的解释，反正是众说纷纷。可以确定的是，二战以后，原殖民地国家把民族国家作为他们摆脱欧洲列强殖民压迫的依据，在亚洲和非洲开始了许多国家的独立运动。而在欧洲，则已经走过了民族主义思想时代。
        民族主义在欧洲成为具有影响力的政治理念，是在19世纪法国大革命之后。
        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是个标准的帝国主义国家，以推广自由，平等，博爱的名义，法国要解放欧洲，法国从此开始了对欧洲各国的侵略。
        当时的德意志，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由许多小封建国家组成的。面对强敌的法国侵略者，普鲁士喊出了一个口号，团结就是力量！
        当初人家是一个国家，一个宗教，一个民族。普鲁士跟街坊们说，咱们都是同样的民族啊，咱们应该组成一个国家啊，这样就有力量对抗拿破仑啦，你懂的。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普鲁士以此为口号，开始了统一德意志各国的进程，到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
        当时的意大利半岛，也是存在着多个封建诸侯国和自由城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口号，也在亚平宁半岛上响起来啦。马志尼是意大利民族主义的先驱领袖人物，他的口号是“恢复古罗马的荣光”。萨丁王国开始了统一意大利半岛的征伐，到1861年的时候，意大利王国已经基本统一了亚平宁半岛的大部分地方。
        19世纪的欧洲，成为民族主义思想活跃的时代。我们可以看到哦，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辞里所说的，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民族主义在欧洲形成独立国家，显然是孙中山误解了欧洲历史，他或许以为，德国，意大利是早已经存在的欧洲国家。
        现在我们回来讲述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发展。
        在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这些欧洲的概念传入中国之前，旧中国是没有这些政治概念的。民众所拥有的只是忠君，皇民，顺民的思想。
        小百姓就老老实实纳粮服役，服从官府和士绅老爷们的管理和教化。
        读书人则是努力读书，争取考上科举，然后出来作官，效忠于皇帝。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西方的思想和各种正面负面影响开始向清国渗透了。但是在最初的日子里，绝大多数读书人和官府里的大臣们一样，对这些洋夷是不屑一顾的。
        1894年的清日战争，对清国的打击是巨大的。
        失去了最后一个朝贡国朝鲜，这中国还能叫中国么？原本是万邦来朝的中国，现在连最后一个朝贡国都没有了，明清传统的中国世界体系完全瓦解了。
        许多读书人开始明白了，清国并不是自己想象中的tian朝中国。
        从1898年到1899年，帝国主义列强进行了一轮瓜分清国势力范围的狂潮。虽然美国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但是美国并没有力量能够真正保护清国免于被瓜分。
        有的读书人开始感到了危机感，这大清国是要被像切西瓜一样被列强们给瓜分了么？
        清国朝廷还有力量能保护我们么？如果清国亡国了，我们大家又何去何从？读书人们有这样的恐惧和忧虑，是正常的。
        义和团爱国暴乱是民族主义思想的第一波萌动，义和拳民打出来的口号是，顺清灭洋，扶清灭洋，或者是兴清灭洋。从这些口号中，我们可以看出几点，首先，义和拳民觉得朝廷和官府已经没有力量保护他们，官怕洋人嘛。其次，义和拳民觉得他们有力量能够帮助，能够扶持朝廷对抗洋人。
        当小百姓们都能公开喊出这样的口号的时候，这个朝廷在这些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已经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权威了。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7-02 18:50

正文56
        在北方发生动乱的时候，康有为和孙中山都行动了起来。当时流亡海外的康有为到处说他是光绪皇帝的老师，那时候的海外华人还是忠于皇帝的，康有为去美国筹款准备武装暴动，解救被囚禁的光绪皇帝，他去了美国一趟就筹到了六十万美金。而同时在美国作筹款努力的孙中山，仅仅是获得了几百美金。干革命是需要钱的啊，你懂的。
        宫崎滔天居中凑合，康有为和孙中山终于有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合作。康有为有钱，而孙中山则有会党的兄弟，这个合作模式看着不错。
        1900年8月和10月，保皇党人在安徽和湖北发动武装暴动，孙中山则在惠州发动武装暴动。他们都被当地官府轻易地镇压了。
        反满的思想，此时已经在一些忧国忧民的读书人中间出现，他们认为满人统治的清国，已经不能再保护清国人免于西方列强的压迫。
        蔡元培原来是谭嗣同的崇拜者，当谭嗣同被朝廷处死之后，蔡元培悲愤地认为，这个朝廷已经无药可救了，他从一个改革者，变成了一个反满的革命者。
        1902年，蔡元培和另一个反满学者章炳麟合作在上海公共租界里成立了爱国学社，他们假装成在教书，但是实际上在组织宣传反满活动。
        但是到这个时候，不论是孙中山，还是蔡元培和章炳麟，他们的反满主张都只是一个朴素的主张，推翻中国的统治阶层，满人。满人是什么？为什么要反满？反满之后中国走向何处？这些系统性的理论还没有被思考过，被提出来过，一直到出现一个叫邹容的年青人出现。
        邹容出生在四川巴县，家里倍儿有钱。1902年他去日本留学，就在东京的同文书院里学习。他和一些留日学生一样，有了反满思想，也有了革命思想。在日本，他接触到许多西方的思想理论，进行了系统化的思考。
        1903年，他作了一件很激进的事情，他攻击了清国政府派遣在日本的留学生监督，事后他逃到了上海。
        在上海，邹容出版了一本书叫“革命军”。革命军是中国革命史，也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因为这本书里，出现了一个名词，“汉族”。
        当时欧洲已经出现了人种学说，把地球上的人类根据体能特征进行归类，大致可以分成高加索人种，也就是白人啦，还有蒙古人种，也就是黄人啦，还有尼格罗人种，也就是黑人啦。日后再发展，又出现了大洋人种，还有非洲南部的开普人种。
        人种学说和社会进化论一样，随着西学东进，在19世纪末，传播到了东方的日本和中国。
        邹容在革命军中，又把黄种人分成两类，中国人种和西伯利亚人种。
        其中的中国人种，邹容又分成三个人种，排在第一位的是汉族。他说“第一，汉族。汉族者，东洋史上最特色之人种，即吾同胞是也。”邹容并且把朝鲜人和日本人都归类为汉种族的分支。
        邹容又提出一个通古斯人种的概念，他说，秦汉时候的东胡，汉末之后的鲜卑，唐末之后的契丹，宋朝时候的女真，和清国时候的满人一样，都是通古斯族。
        邹容说，白种人和黄种人，有着天赐的聪明才武，两个人种不相上下，在人类进化这个大舞台上交战。人都是对内，爱自己的种族，对外，排斥其他的种族。从家族的排斥，到乡族的排斥，到部族的排斥，到国族的排斥，这个进化演变的过程，是世界人种的公理，也是世界各人种产生的原因。
        我们汉种人虽然人数众多，却被满洲人奴役，满洲人又把我们汉种人介绍给欧美各国人作奴隶。我宁愿看到我们汉种人灭绝，被杀光，死光，我也不愿意看到奴役压迫汉种人的满洲人有太平盛世。我宁愿看到我们汉种人灭绝，被杀光，死光，我也不愿意看到汉种人作洪承畴，作细崽，作同事，作买办，为地球各国外种人服务。
        我悲愤，我要唤醒汉种人，让汉种人明白种族概念。
        我责怪我的同胞们！你们太能忍受了。
        满洲人入关，作大清朝顺民。八国联军破北京，作某某国顺民。香港人立碑颂赞维多利亚女王“德配天地”。台湾人颂赞明治天皇“德广皇仁”。以前作大金，大元，大辽，大清朝顺民，现在又作大英，大法，大俄，大美国顺民。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同胞们没有人种概念，不知道同种异种。所以作出这样男盗女娼，羞辱祖宗的事情！
        我要正告我的同胞们说，以前的禹贡九州，今天的十八行省，难道不是我们皇汉民族嫡亲同胞，生于斯，长于斯，聚国族于斯地么？黄帝的子孙，神明的后裔，难道不是我们皇汉民族嫡亲同胞的名字么？中国华夏，蛮夷戎狄，难道不是我们皇汉民族嫡亲同胞区分人种的重要依据么？
        满州人和我们不通婚姻，我们还是清清白白的黄帝子孙。人对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都是相亲相爱的，对异性则不一样，要有感情才会相爱。我的同胞们，你们忍心看到同胞遭受这样的奇耻大辱，内心里都没有感情么？
        爱尔兰隶属于英国，因为人种不同，所以和英国抗争，一直到取得自治。谚语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又说，“狼子野心，是乃狠也。”我的同胞们一再在说这样的话，我的同胞们！你们有勇气跳进大海，用大海的波涛，洗涤去我们羞辱祖宗男盗女娼的大耻大辱么？
        邹容大声疾呼汉族同胞们起来革命，摆脱满族人和列强的奴役和压迫。邹容说，汉族人要么是通过革命赢得独立，要么是一直走向人种灭绝。
        汉族人要觉醒，要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种族，用革命追求自己独立的种族国家。汉族人建立起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政府，制订法律保护自己，自己发展自己的工业，拥有自己的军队。汉族国家有广阔的土地和取之不尽的资源，汉人可以自己利用。汉族人是神明的后裔，高贵的人种，完全有能力通过革命赢得独立。
        邹容同时也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变革主张，通过投票选举建立议会，给妇女以平等的权力，保障民众出版和集会的自由。
        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是欧洲社会进化论和人种学说泛滥的时代。新兴的帝国主义开始了全球的扩张和殖民压迫。
        清国所面临的外来压迫已经蔓延开了，最初感受到西方人压迫，产生屈辱感的，只是皇帝和士大夫们。而随着几次对外战争的失败，各地通商口岸的开放，租界的兴起，西方人大量涌入，广泛接触到社会各界，读书人也明显感受到了外来的压迫和屈辱。
        孙中山这些革命党人，虽然一直在策划武装暴动，推翻满人统治，但是他们并没有一个完善的政治理论思想体系，去凝聚人心，去指明方向。追随他们闹革命的，也多是各会党的兄弟们，以反清为口号造反。
        而邹容则完全不同，他的革命军，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体系，有他对问题的分析，有他的解释和阐述，有他的主张，是一套思想体系。革命军深深打动了当时的读书人。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种社会进化论的观点，当时许多思想进步的读书人已经明白了。
        邹容说，现在的世界，是黄种人和白种人的竞争，如果失败了，那么中国人就要灭绝。
        进一步，邹容说到国家的来源，是从家庭到家族到乡族到部族到国族，是一个由共同血缘纽带的人们组成的国家，一个进化的历史。
        邹容举的例子，对当时的进步思想青年是非常有认同感的。读书人会爱自己的父母，爱自己的孩子，因为有血缘关系。而对自己的妻子，则不一定，由家庭所指定包办的妻子，进步青年和妻子虽然生活在一起，但是却没有“感情”，没有所谓的爱。
        有血缘纽带的人才会彼此相爱关心，这样靠人种组成的国家，才是正当的。
        汉族人是高贵的人种，皇汉民族是黄帝的子孙，神明的后裔，并不逊色于白种人。
        汉族人团结起来进行革命，摆脱满族人和列强的压迫和奴役，建立独立的国家，这是汉族人摆脱灭绝下场的唯一出路。
        邹容的革命军一出版，就在进步思想的青年读书人里广泛传播。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7-03 12:16

正文57
        在此之前，海外华人的支持力量，主要是在康有为身上，毕竟民族思想还没有“觉醒”，大家还是旧传统的皇民概念，尊重“帝师”康有为，希望通过皇帝的变法维新，让中国变的好起来。所以孙中山的支持者，主要是在会党的弟兄们那里，他所获得的支持是非常有限的。孙中山看到革命军这本书，如获至宝，他大批量采购了革命军，在海外华人中散发流传。在他后来提出来的三民主义里的第一条，民族主义，就是种族主义，摆脱人种压迫。
        邹容和章炳麟在上海租界里的报纸上开始了一系列的革命宣传和对满人统治者的辱骂。
        旧中国的体系，也是一个精英政治体系，社会是分成君子和小人两个阶层的。儒家传统的体系里，人们看重统治者，官员，族长，士绅这些领袖人物的个人道德品格操守。
        就算出现了一个愚蠢甚至道德败坏的皇帝，这个体制都要把皇帝包装成神圣的，你懂的。
        各级官僚的职责之一，就是要维护，美化统治者的神圣形象。皇帝是这样，官员们也是这样啦，对一个官员来说，他最看重的就是“名声”，“官声”。一个人的好名誉和他的生命一样重要，这种观念甚至传递到了女人。一个人如果名声败坏了，或许就会选择自杀来赎罪。也有的人为了避免自己的名誉遭受玷污，而选择了自杀。这样的一个社会，是道德体系的社会，而不是现代的法治体系的社会。
        清国朝廷和官府的名声，是维系其统治道义上合法性的根本。
        攻击慈禧太后，攻击朝廷，攻击满人的腐败和道德堕落，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攻击手段。康有为，梁启超和章太炎，都是这方面的高手哦。许多年以后，梁启超回首往事，他坦然承认，当年对慈禧太后作了许多无中生有的污蔑和攻击。
        1904年，清国官府要求上海租界把在通过书刊宣传仇满思想宣传革命诛杀皇帝造反思想的邹容和章炳麟引渡出来，西方人拒绝了。
        清国官府被迫在上海租界里起诉邹容和章炳麟，这里出现了一个诡异的事情。按道理来说，当案件的两造都是清国国民的时候，应该使用清国律例，而不应该使用西方人的法律制度进行审理。但是英租界当局坚持要使用英国法律制度，清国官府被迫作出了妥协，接受按照英国的法律体系，审理这个案件。
        当时清国还没有颁布“报律”，如果按大清律例，只能以“造妖书妖言”起诉邹容和章炳麟。清国所聘请的代理英国律师认为，如果根据英国法律体制，这一条指控，在法律概念上过于模糊，很难取得胜诉，因此原告代理律师选择了以英国的“煽动性诽谤罪”起诉两人。作为被告的邹容和章炳麟因为经济条件贫困，聘请不起辩护律师。英租界工部局为他们提供了法律救济，帮他们聘请了一个英国辩护律师。
        被告律师辩护说，章炳麟和邹容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革命军”，都是他们的私人信件和写作，不知道怎么流传到社会上的。根据英国的法律无罪推定原则，原告必需举证证明，章炳麟和邹容有散布这些书刊的行为，法庭才能接受。原告那里有办法证明这个啊，你懂的。
        最后法庭判决，邹容监禁，而章炳麟则是三年监禁。
        满腔仇恨的邹容应该是愿意为他为他的理想而献身的，但是他的结局却是残酷而又有讽刺意味的，他并没有死在他所仇恨的清国审判之下，1905年早些时候，他在租界的监狱里病死。章炳麟完成三年刑期之后，被租界勒令出境，他去了日本。
        邹容短暂的19年的人生，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后人无法忽略的一笔。
        在邹容受审和服刑的时候，清国民众又掀起了一股反抗外国欺压的抗议运动。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从此美国出现了许多针对华人的恶意欺压行为。甚至有历史记录显示，隶属于美国联邦财政部的移民局官员，曾经破门而入进入华人家庭，查问家里居民的身份情况。
        在美国的华人受到许多骚扰和侵犯，也有许多被驱逐出境的案例发生。
        进入美国境内的华人也受到诸多的刁难和骚扰，甚至1904年参加圣路易世界博览会的清国参展团队，都曾经遭受过无礼而粗暴的骚扰。
        美国的反华思潮和暴行开始进一步扩散，甚至连夏威夷和菲律宾都开始出现排华行为。
        有些华人开始使用伪造的证据来想办法避开这些侵犯，但是他们往往被查出来，最后被驱逐出境。
        另有一些华人则开始使用作伪证的方式，获得合法的他国护照，以避开这些骚扰。
        1904年，查理宋的女儿宋霭龄去美国读大学，她就是使用的葡萄牙护照，这是她父亲通过作伪证的方式帮她获得的。
        也是在这一年，孙逸仙作伪证说，他是在美国境内出生的，孙逸仙获得了美国护照，成为美国公民。
        1905年，清国内开始出现了民间的反美运动，这算是民族主义概念觉醒的第三波。
        清国新成立的外务部，对美国的排华法案和排华行为，表达无比的愤慨，拒绝和美国政府进行双边条约的谈判和修改。
        1905年6月，广州，上海，厦门，天津的商团联合发起抵制美国商品的运动，清国许多城市开始响应跟进。
        类似的抵制运动其实早已经发生过，早在1880年的时候，汉口的商人们就曾经组织过抵制运动，但是从来没有像1905年这一次这样，形成这么大的规模，而且具有明确的全国国民团结一致的思想主张。
        美国政府开始向清国提出抗议，并且要求清国干涉这一民间反美运动。迫于外交压力，清国政府开始对反美运动进行了干涉，政府的干涉在清国北方城市取得了效果，但是在清国众多的南方城市，政府的干涉根本没有起到任何效果。广州和上海的反美抵制运动，对美国商品的贸易额造成重大的伤害。
        迫于美国的压力，清国朝廷发出了命令民间停止反美抵制运动的上谕。但是非常有喜感的现象发生了，在许多城市里张贴的上谕文告，是上下倒过来张贴的。清国的商人们看到这个，心里当然明白是怎么回事啦，你懂的，嘿嘿。反美抵制运动就这样一直持续下去，美国加州和俄勒冈的华人商团也开始向清国内的商人们提供金钱上的资助，许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青年学生们也表现出了极大的爱国热情，开始为抵制运动服务。所有美国商品，从香烟到棉花到煤油到面粉，商人们都拒绝行销。
        抵制运动一直坚持1905年9月，才开始出现内部的裂痕，逐步瓦解，美国商品的行销逐步恢复到从前的水平。
        这场反美运动虽然没有义和拳爱国暴乱那么惨烈，也没有邹容的革命军那样具有思想历史上的意义，但是这场运动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民间发起的反抗外来羞辱和压迫的国民性运动。
        义和团爱国暴乱，可以看作民间开始对清国朝廷失去了信心和依赖，是国民自救的一场民间运动。
        邹容的革命军，则是提出了一个种族主义的思想体系，把中国人所面临的危机，归咎于统治阶层，把统治阶层满人，解读成一个人种。邹容呼吁，皇汉人种，必需革命以求得独立自由，以避免在这个适者生存的人类社会进化过程中被灭绝。
        而反美抵制美货运动，则是民间通过各地民间商人的合作，向压迫羞辱中国人的美国发出抗议，施加压力。这是一场族群身份认同感的民间运动，在上海，在广州，在加利福尼亚，在厦门，我们都是中国人。
        新力量的涌现
        随着朝廷权威的下滑，来自外国的压迫感，西方思想的传播，清国社会的知识分子们开始了社会身份认同的思索，这已经不再是“皇民”，“顺民”的时代啦，你懂的。
        经济的，政治的，教育的，社会的改变，都在压迫，冲击着每个城市里的知识分子。
        其实就算在乡下，老实巴交种田的泥腿子乡亲们，也在感受到这个时代的变迁。他们不懂什么是思想，什么是种族，民族，但是他们看到洋人洋婆子跑来跑去，村里有钱人家里的洋货越来越多。他们听老爷们说朝廷又败给了洋人，甚至连天津大沽口的炮台都被洋人们给逼着给拆了。他们在担心，朝廷会再加税么？老爷们还说，以后读圣贤书没有用啦，没出路啦。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7-03 18:31

正文58
        听老爷们说，上海那些地方的女人，居然已经都不裹脚了，这个世界，真的是在变了。
        在这个变化的大时代里，原本旧体系里不存在的人群，或者地位低下的人群，现在开始形成一股新的力量，他们是留洋回来的学生，妇女，商人和城市里的工人。
        乡亲们还记得清国向美国派出的那一批幼童留学生么？在那次失败的派遣之后，清国又出现一波向欧洲派遣留学生的潮流，清国公派的留学生主要的目的地是英国和法国。
        欧洲公派留学生中有一个先行者，他的名字叫做严复。严复在1860年代的时候，在福州船政学堂里学习洋人的学问。1877年，国家派遣他去了英国留学，严复的主业是去学习航海技术的，可是这娃自己却对英国的法律制度和洋人的政治学思想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他东一榔头西一棒地自己找洋人的书籍阅读和学习的过程当中，他遇到了社会进化论思想。
        社会进化论，当时英文的说法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个政治学理论，是把达尔文的物种进化理论，搬到人类社会学里来，形成了一套奇特的政治学理论。
        社会进化论有个观点，叫“适者生存”，意思是说呢，人和动物一样，必需要根据环境的变化，作出有创意的改变，否则这人啊，就会被别灭绝掉。
        严复这娃联想到清国被洋人的坚船利炮打得找不到北，威严扫地，他觉得，嗯，这理论好像是蛮有道理的。
        严复这么自学，其实是蛮雷人的。因为他并没有接受英国的传统教育，并没有逻辑学，哲学，政治学，法律学这些的系统培训。同样说到人权这个名词，英国的洛克说出来，和法国的卢梭说出来，其思想渊源，都是不同的两套体系。在一个学生没有掌握基本的逻辑学，形而上学思考的培训之前，就到处看政治学书籍，同时接触到不同哲学体系书籍的思想冲击，那真的是蛮雷人的哦，你懂的。
        1879年，严复回到了清国，后来李鸿章办北洋水师学堂，他就去那里教书了。工作之余，他翻译了一系列的书籍。其中比较出名的有，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论自由”（群己界权论），孟德斯鸠的“为法律精神而作的辩护”（法意），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原富），再有就是赫胥黎的“演化与伦理”演讲文集（天演论）。
        如果我们后人去看严复翻译的这些书，就会觉得蛮有喜感的，因为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传统的穆勒和法国理性主义哲学传统的孟德斯鸠，那可是不同的思想体系哦。同样说到“自由”和“人权”，两个哲学传统的解读都是不同的。还是那句话，那是那个年代嘛，严复是去学航海的，他不是去英国读政治学，读法律，读哲学的。自学成才嘛，可不就这么东一榔头西一棒找书看嘛，自己看完了，自己再理解一下，就翻译了，就向清国读者们科普啦。
        严复回到清国之后，在个人事业上并不得志，甚至是非常窝囊和憋屈，以至于他喜欢上了鸦片。
        但是他翻译的那些不同思想体系的雷人书籍，却影响了许多在中国，却愿意接触学习西方思想的读书人。
        至于赫胥黎，他其实不是英国的政治思想家，他是个生物学者。而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又偏偏不是原文翻译赫胥黎的演讲，严复自己又加入了他自己读到的斯班赛学说。也就说，他翻译的同时，又创造了天演论。
        斯班赛倒是真的英国哲学者，他是思想历史上的社会进化论的创造者。
        1905年，清国废除了传统的科举制度，读书人学习孔孟之道考科举追求个人出路的道路被堵死了，年青的读书人必需要另外寻找出路啦。
        在这批年青人里，有个小年青名字叫做周树人，他后来以鲁迅作为笔名，成为在中国社会上相当有影响力的短篇小说作者。
        鲁迅在浙江私塾里学习孔孟之道的时候，接触到了严复的天演论，当时鲁迅十几岁吧，反正不到二十。
        清国废除科举之后，兴起了留学热潮。有钱人家送娃去欧美留学，当时叫镀金，也有的送娃去日本留学，费用相对便宜的多，那叫镀银。清国留学生去日本的热潮开始于1894年清日战争之后，到1905年，日本击败俄罗斯之后，更多的留学生涌入日本。
        留学生们所选择的科目主要集中在法律，医学，军事，还有就是政治学和经济学。大家都觉得这些科目的知识可以使得清国社会发生变化，走向现代化。
        在日本医学专门学校里学习的鲁迅，有一天受到了刺激。那是在1905年，他在看幻灯片，幻灯片里讲述到日俄战争的时候，一个清国人替俄罗斯卖命作间谍被日军俘获。日军处决这个清国人间谍的时候，边上围满了一大帮子来看热闹的清国小百姓。围观者对被处死的同胞的冷漠表情，震撼了鲁迅的心灵。鲁迅觉得救国救民，必需要从拯救国民的思想开始，他认为中国人的文化和精神生活都存在着非常大的问题。他开始有意识地翻译一批欧洲和俄罗斯的社会现实主义作品，他希望通过这个努力，开始让中国的学生们了解到半个世纪之前，欧洲所经历的各种难题。
        清国公派的留学生和自费的留学生，在日本是个数以千计的群体。尽管清国有派遣官员在日本管理和监督留学生，但是这么多学生，那里管理的管来啊。许多清国朝廷公派的留学生，回国之后背叛了出钱供他们留学的朝廷，走上了革命道路。
        孙中山此时在日本留学生里开始了他的招募工作，在1905年的时候，由几个革命组织和会党联合成立了“中国革命同盟会”。同盟会在留学生里发展成员，希望有朝一日，留学生们学成回国之后，能够通过武装暴动的方式推翻清国政府。
        同盟会的意识形态其实是相当混杂的，从其宣言和宗旨来看，既有种族主义，又有共和主义，又有社会主义，各种口号都出现了。孙中山大胆而激进的革命主张在年青留学生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同者。
        当时在日本的清国人群里还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一个明显不同于旧清国的现象，那就是有一批年青的女人。其中有一些女人，是革命党人们带来的裹小脚的小妾，另一些则是得到自己的父母兄长鼓励和资助，放脚来留学的青年女人。
        这些女人们结成了类似姐妹会的组织，为姐妹们提供住宿和金钱上的帮助。这些思想进步的大脚女人们在精神上和生活上互相帮助，同时也交往那些愿意娶大脚女人的革命党男人。要知道在那个时候，并不是所有的革命党都愿意娶大脚女人的哦，你懂的。
        西方的一些女名人，圣女贞德，罗兰夫人，佛罗伦斯南丁格尔和凯瑟琳比切Catherine Beecher的生平传记已经被翻译过来，她们成为了在日本的清国年青女人们的榜样。
        索菲亚佩罗夫斯卡娅Sophia Perofskaya是俄罗斯的一个女革命党人，她成功地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而后被俄罗斯政府逮捕并处决。佩罗夫斯卡娅这样的激进革命党人，也是一些清国女学生们的榜样，她们认为她展现出了勇气和力量，敢于刺杀滥用权力的独裁者。
        当时清国能够上学读书的女性还是非常少的，到1909年的时候，清国国内总共只有一万三千多的女孩子在学校里读书，而在海外留学的女性，则只有小几百人。
        女留学生们不仅在进行文化学习，有一些人则开始对旧中国文化传统和家庭观念进行了思考。
        她们中间出现了一个激进的女革命者，她的名字叫秋瑾。
        和那个时代的许多青年女人一样，秋瑾在19岁的时候，就根据父母的安排，嫁给了一个商人的儿子。生下了两个孩子之后，秋瑾觉得她不喜欢他的丈夫，在1904年，她突然一个人离开了家庭，一个人到了日本。秋瑾靠变卖自己的珠宝首饰和接受朋友们的帮助生活，她开始广泛地阅读各类的西方书籍，并且开始在公共场合发表演讲，呼吁变革。
        秋瑾最后也加入了孙中山他们的同盟会，她喜欢在一些场合穿男人的服装出现，她还有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爱好，她喜欢玩炸弹。同盟会出现第一次大分裂的时候，她是坚决主张要回到清国才能发动革命，拯救中国的。在陈天华的追悼会上，她拔出随身佩戴的日本刀来，对反对回国的鲁迅喝道“吃我一刀”！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7-03 22:24

正文59
        1906年，秋瑾回到了清国，她在浙江的一所小学堂里教书。她和革命党人和会党人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组织策划革命暴动。她教书所在的学堂，成为了革命党人的组织据点。秋瑾不仅是秘密地和会党人士接触，在公开场合，她的穿着打扮，行为举止，那也是相当的革命性的，让城里保守的人们看了觉得非常的雷人。她不仅会舞刀玩枪，而且会时常骑着大马在城里奔驰，保守人士的指责和非议，她置若罔闻，革命女人嘛，你懂的。
        她和革命党的同志，以及会党的兄弟们策划了一系列的武装暴动。结果会党的人士被捕之后，出卖了安徽的一个革命党人，安徽安庆案件的审理，又牵扯到了秋瑾。
        1907年7月，清国官军冲向秋瑾所在的学校捉拿革命党人。率领官军的是山阴县令李钟岳，他害怕官军开枪伤到学生，于是自己坐着轿子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官军朝天鸣枪示警。学校里的革命党人看到官军前来捉拿，开始朝外开枪，李钟岳在轿子里大声呼喊，本县令在此，大家放心，不需要开枪啊。
        由于县令命令不可射杀，整个抓捕过程，只有一个革命党人翻墙的时候摔死，另一个逃亡中溺死，别的全部都逃散了。官军捕获了秋瑾和八个学生，另外查获一批枪支弹药。
        1907年7月，简短的审讯之后，秋瑾被以造反的罪名处死，得年三十一。
        有的人会认为秋瑾的一生，是短暂，不快乐，无意义的一生。但是对另外一批中国妇女来说，秋瑾则是一个学习的榜样，一个有勇气通过革命去追求政治自由的榜样。以秋瑾为榜样，越来越多的进步女青年，走上了革命之路。
        在这个旧体系崩溃，新体系兴起的大时代里，清国的商人们是崛起的最快的啦，越来在旧传统体系里，商人社会地位是很低的。我们还记得在自强运动的时候，李鸿章他们开始了官督商办的奇特模式，创办了一批现代企业。但是这种企业本身就存在着体制上的问题，再加上清国法律监管体系的缺乏，出资的民间投资人的权益得不到保障，这些企业变成了管理企业的官员们为自己捞钱的企业。
        1890年代的时候，又出现了一种企业模式，叫“官商合办”。这些企业主要是张之洞这一代思想开明的地方督抚推动发展的，在湖北湖南，在上海，都出现了官商合办的企业。这类企业的创办资本一般在五十万白银或者更多些，涉足的行业主要是纺织和织布。投资者主要是有钱的官员和当地的士绅和商人。当然啦，在有些情况下，民间投资者是官员逼迫进行着投资的，张之洞就是摊派的高手。
        清国的工商业已经发展到这个阶段啦，再走一步，会有两个分支哦。一个是地方督抚自己成为独立的企业家，另一个则是士绅和买卖人自己独立投资企业，没有官员的参与。
        曾国藩的女婿聂缉椝，本人是清国的官员，他自己又投资作老板，在上海开办纺织企业。
        聂缉椝的两个儿子，则是完全学的西方的学问，讲流利的英文，他们根本就没有谋求清国的功名，也没有作官，他们就作投资人。在1904年一年，这两个孩子为家里赚了超过十万两白银的利润。
        清国的商业发展，其实是蛮混乱的，走到那儿算儿的意思。朝廷中央，地方督抚，民间的商人，各自有各自的利益和思路，整个国家缺乏一个明确的体制系统，缺乏明确的经济政策，缺乏明确的法律制度。清国的商业发展环境，和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商业环境，是完全不同。
        当然，朝廷上也一直有官员在作努力，努力发展出一个适宜商业健康发展的体制。
        光绪皇帝的弟弟，醇亲王，就是其中的一位。庚子拳乱之后，醇亲王作为赔礼道歉的特使，出国了一趟，在他出国的过程里，他接触到了很多海外的华人商人，他听了很多，也作了自己的思考。
        1903年，清国中央成立商部，这其中就有醇亲王的建议和努力。商部下面设立了四个司，一个处理贸易事务，包括了垄断专营贸易和专利知识产权；一个负责林业和农业事务；一个负责管理工业方面的事务；另外一个司，叫会计司，其实际管理职责则涵盖了银行业，商业展会，度量衡制度和商业法律事务。
        在中央建立商部的同时，清国朝廷开始推动在各地建立商会，这是一个法团组织。商会的成员，主要来自原来传统的清国商会，还有新兴的银行业者，以及新兴起的企业家们。1903年的时候，上海商会成立，其中原籍浙江宁波的商人，企业家和银行家占据了绝对的人数优势。
        广州的商会则成立的比较晚，因为地方上的官员们并不愿意出现这样的一个组织，商团是向中央汇报，而不隶属于当地的督抚。
        一直到1905年，广州的商会才正式成立。广州和上海商会在1905年的反美抵制运动中都发挥了巨大的组织领导职能。
        而海外的华人，尤其是南洋华商，也有少数美国和加拿大华商，当他们富庶起来之后，也开始在清国之内投资兴办企业，扩大了清国的商会力量。
        商业环境的逐步改善，商会发言权，自治权的获得，使得清国新政之后，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商业和工业企业。这些新兴企业和外国人所开办的工商企业，导致清国出现了一个人数日渐增加的群体，工人。
        近代历史上，城镇里的市场搬运工啦，运河的运输工啦，陶瓷窑的窑工啦，都曾经发生过零星的抗议事件，或者罢工事件，但是因为工人数量小，影响力都比较轻微。
        1897年三月的时候，在上海则发生了一件展现出工人力量的群体事件。
        当时上海租界的工部局通过了一个增税法案，其实挺黑的，对推车送货的苦力们所征收的管理税费，一下从一个月400铜板，猛增到600铜板。
        上海的运输业苦力们就组织起来，进行了罢工抗议，罢工从1897年4月1日正式开始。整个上海租界里，没有苦力在马路上运送货物啦，嘿嘿，工人弟兄们在展现力量。
        有一天，一个苦力推着一车的猪肉，从法租界进入英租界送货。这时候一帮苦力一拥而上，把这个苦力暴打一顿，并且砸烂毁坏了他的推车和货物。附近的一个巡捕迅速赶来要想帮助保护那个被围殴的苦力，这个可怜的巡捕自己也被苦力们围住暴打了一顿。
        在附近的俱乐部，咖啡厅里的洋人们看到了这一幕，有的忙着报警，有的就冲了出来帮助那个孤立无助的可怜巡捕。
        一个骑警也迅速赶到了现场，开始抡起大棒挥打，试图驱散暴徒。可是比较搞笑的是，苦力们并不怕马，反而是骑警坐下的警马被一拥而上的苦力们给吓坏了，扭头就跑。骑警从马上跌落下来之后，也遭到了苦力们的暴打，同时他的大棒也被苦力们夺取。暴力事件开始扩大，苦力们开始从马路边的墙上挖出砖头，作为凶器，作为攻击武器。
        停泊在江上的一艘英国炮艇发出四声警告汽笛，出大事啦，市民们，局势要失控啦。
        汽笛警报，招来了大批洋人，作为志愿者，他们帮助警察镇压苦力们，双方的搏斗持续了大约二十多分钟。两个警察重伤，三个可怜的苦力身亡，余下的苦力们逃离了现场。
        三十分钟之后，几艘洋人军舰上下来了“蓝夹克”，意思就是洋士兵啦，占领守护了主要的建筑物和桥梁通道，这起暴力事件并没有扩散开来。
        和平和秩序，终于又回到了上海。上海租界工部局决定，暂缓提税，到7月再开始按新税率征收月费。
        张之洞所治理的汉口，也是一个爆炸性增长的新兴工业城市，到1890年代的时候，汉口已经有了超过十万的工人。汉口的这里情况比上海更加复杂，洋人们开始进入这里，租界的面积在迅速膨胀，社会族群之间的紧张对立情绪在增长。
        从乡下到城市里来谋生作短工或者正式工人的农民们，境地是很凄凉的，他们离开了原有的乡村秩序，来到了这一个陌生的世界。工资非常低，居住条件非常恶劣，随着涌入城市里的农村人口增多，贫民区开始形成。
        1905年的时候，汉口的铜业工人发起过一次罢工，1907年的时候，铸币工人发起过罢工。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7-04 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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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08年的时候，汉口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罢工，数以千计的行商小贩，看摊子的雇员，和店铺里的雇员联合起来进行了罢工。
        在中国的其他城市，新兴的棉花厂，水泥厂，香烟厂，炼铁厂，造纸厂和其他的现代工厂都开始兴办起来，这其中绝大多数是外国资本，所有这些企业，都通过剥削和压榨带来了城市的繁荣，同时也带来了城市的不安定。
        此时清国的产业工人们的抗争，还是局部小规模的孤立现象，因为绝大多数的工人们，并没有明确的组织和理论思想指导。
        1905年，俄罗斯爆发了一场没有成功的革命，革命的消息传到了东亚。孙中山在日本有着思想激进的日本浪人朋友，他们把俄罗斯的革命，和革命的思想，向孙中山进行了科普。
        其中的一个日本浪人告诉孙中山说，俄罗斯和中国是非常可类比的两个国家。两国的国土地理环境类似，两国都是当时世界上的专制大国，这两个专制大国是人类自由世界的最后障碍。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很简单的，“为了文明的进步，必需推翻一切的专制。”在日本浪人朋友的介绍下，孙中山开始和俄罗斯的革命党人建立起了联系。
        慈禧太后身后的清廷新政
        新政的改革，宪政议会的实行，并然会导致满人权益的丧失，这一点慈禧太后是非常清楚的，满人权贵们也非常清楚。
        李鸿章和慈禧太后，算的上是高超的政治人物，因为他们看的清楚趋势，知道取舍。
        慈禧太后所最关心的，一直是皇位是否可以稳固地传承，当她得到她认为可以满意的答复之后，慈禧太后带领着清国走上了新政改革的道路。
        1908年11月，光绪皇帝去世。继任的宣统皇帝只是一个小娃娃，小皇帝的父亲醇亲王成为了摄政王。
        1909年早些时候，醇亲王解除了袁世凯的一切职务，把袁世凯赶回老家乡下去了，对外的说法是，袁世凯养腿病去了。袁世凯是类似当年的李鸿章，一个思想开明，愿意学习洋人，主张改革的人物。另一方面，袁世凯也和李鸿章一样，官府里，官府外，他都有着广泛而深厚的人脉资源。
        1909年10月，张之洞去世，此后清国朝廷不再有任何可以倚重的成熟政治领袖人物啦。
        1908年的时候，一直为清国朝廷尽职效忠的赫德，离开了他的职位，他辞职回去了他的故乡英国。
        作为清国朝廷的实际领导者，醇亲王缺乏一个伟大政治领袖所具有的愿景和各种素质，他同时更缺乏处理爆炸性的复杂政治问题的能力。
        满人权贵是不愿意丧失特权的啦，满人也是人嘛，你懂的，随着改革的深入，满人对汉人的排斥和防范越来越强烈。而另一个方面，汉人们，尤其是士绅和商人们的参政议政愿望却越来越高涨。
        革命党人从1906到1908年之间在各地发动了一系列的武装暴动，还发动过恐怖袭击性质的炸弹暗杀行为。这些革命行为虽然没有成功，可是反满仇满的思想，已经开始影响到了希望改革而反对革命的士绅商人阶层。
        醇亲王继续追随推行着慈禧太后所指定的宪政路线，1909十月，各省成立了咨议局，1910年1月，朝廷颁布了地方自治的法律规定，同时颁布了一系列法律草案。
        我们前面说过当时清国对投票选举人的资格门槛是蛮高的哦，要么是三年工作经验的教书先生，要么是中学毕业生，要么是有功名的人，要么是个人资产达到五千两白银，符合其中一条的，才有资格。这样的选民投票选举出来的各地咨议局，都是由社会上层人士为主组成的，退休的官员啦，士绅啦，富有的商人啦，主要都是这些人。
        选举给了有宪政思想的士绅们一个发表他们政治诉求的机会，各省的代表们在1909年10月在上海组成了一个全国性的联盟，各省咨议局联合会。联合会开始动用自己的力量，游说高级的朝廷大臣，希望改变原定的立宪时间表，宪法好啊，快点立宪啊，大家着急啊，嘿嘿。
        他们也向朝廷直接请愿，希望能够立刻召开全国的议会。
        当咨议局联合会向朝廷发起第三次请愿的时候，1910年10月，清国的国会成立了，这是严格地遵循了行宪时间表。
        咨议局联合会要求立刻召开全国议会的请愿，得到了清国国会和各地督抚们的一致支持。面对这样一面倒的压力，朝廷被迫在1910年11月4日宣布，1913年将成立议会性质的国会，
        这比行宪时间表里原定的1916年提前了三年。
        作出这个宣布之后，朝廷开始想办法控制行宪者们的行动，朝廷下谕令说，直接向朝廷请愿是违法的哦。此后一些继续请愿运动的咨议局议员领袖被逮捕，并且被剥夺了议员资格。
        但是已经成立的清国国会及其议员开始向朝廷施加压力，开始质疑军机处啦，军机处是个啥啊？能定义清楚么？合法不？国会要求立即成立内阁，取代军机处，内阁向国会负责。
        朝廷的回复是很简短而明确的。军机处是否合法？要不要成立一个责任内阁？这些问题都是由朝廷来决定的，国会里的要员领袖们不应该参与过问。以后国会再提出类似的问题，朝廷将一概无视。
        朝廷和国会这下弄僵啦，一样的僵局，也发生在各省官府和咨议局之间。
        从朝廷的立场来看，不论此时的国会，还是各地的咨议局，都是只是一个提建议的咨询机构，而不是立法机构，不是权力机构。大家如果真的懂宪法，懂法律，就必需要承认，朝廷的解读是正确的。
        但是议员们不这么看啊，虽然从法律上说，朝廷的说法是合法的，但是俺们议员是选民选出来的，俺们有民意支持，俺们代表民意，俺们有舆论力量，俺们就是要参政，俺们就是要要求马上有真的全国议会，成立责任内阁，这是俺们所代表的民意。
        1911年5月，趁着国会休会，醇亲王废除了军机处，成立了内阁。
        醇亲王废军机处成立内阁这件事，让地球人看到了两点，第一，醇亲王根本没有领导一个国家的能力和愿景；第二，醇亲王毫不掩饰他对汉人的歧视和偏见。用小百姓的话说，就是小鼻子小眼啦，不是领导一个国家的人物，你懂的。
        新内阁由十三个成员组成，其中九个是满人，四个汉人。内阁总理大臣，外务大臣，度支大臣（财务），农工商大臣和海军大臣，都是醇亲王的亲戚，皇室宗亲，他们家亲戚全跑内阁里去了。
        民政大臣，陆军大臣，司法大臣和理藩大臣，则由满人担任。
        四个汉人是干嘛的呢？一个是副总理大臣，一个是副外务大臣，另外则是学务大臣和邮传大臣。
        这样一个内阁，这样的一个政府，可能带领一个汉人是人口主体的宪政国家么？
        醇亲王弄出这么一个内阁，实际后果显然是激怒了各省的汉人行宪士绅。
        这事情还没有结束，五月份的时候，清国朝廷又作了两件大事。收归铁路路权归国家所有，再有就是向外国银行贷款修铁路。其实我们客观地看历史，会发现，清国朝廷作的这两件事情都是利国利民的正确选择，但是哦，在那个时候作出来，汉人行宪派越看越觉得朝廷这是在出卖背叛汉人的利益，向洋人们效忠。
        为了更好地理解铁路路权问题，俺们要回归一下这段历史。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7-04 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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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铁路，新的军队

        在清国自强运动的时候，清国学习引进洋人的各项技术，在这其中，洋人的铁路，是最麻烦的一个事物。许多清国人认定了，铁路会破坏人和自然的和谐，铁路把土地给割裂开啦，你懂的，铁路破坏了自然的韵律和节奏，清国的人说，铁路破坏了风水。尽管在当时有些清国的学者指出来说，洋人的工业化发展，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铁路，铁路没给洋人们带来灾难。但是这种声音太微弱啦，洋人在上海所修建的第一条铁路，被官府在1877年给拆毁了。
        1880年的时候，李鸿章通过欺上瞒下的办法，在唐山修了一段短短的铁路，这是为了能把开平煤矿所挖掘的煤给运输出来。后来，这段铁路在1888年的时候，延伸到了天津和周边的小镇，最后再1894年，这条铁路穿过山海关，进入了满洲。
        尽管许多洋人的银行家都向清国表示说，快修铁路啊，钱不是问题啊，俺们可以贷款给你们修建铁路网络啊，可是清国对于修铁路这事情，一直没有兴趣。到1896年的时候，整个清国国境内的铁路总长度，不过三百七十英里。
        当时美国的铁路总长度是十八万两千英里，英国是两万一千英里，法国则是两万五千，而日本则有两千三百英里的铁路。
        清国朝廷对铁路的态度在庚子拳乱中开始有了变化，朝廷当时就后悔了，如果能够有铁路的话，就可以迅速调动军队进京勤王啊。看看洋人，他们从天津到北京，不就是仗着有铁路么？
        庚子拳乱之后，列强掀起了瓜分势力范围的狂潮，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获得了修建铁路的权力。德国开始在山东修建铁路，英国则计划在长江流域修建铁路，法国开始修建从越南河内到昆明的铁路，俄罗斯则通过黑龙江修建了连接海参崴的铁路，同时根据中俄密约，又把这段铁路修成一条南北方向的分支，一直连接到旅顺。1905年，日本击败俄罗斯，获得俄罗斯在满洲南部的特权。日本开始修建从朝鲜到奉天的铁路，并且把这两条铁路合并起来成立了“南满铁路公司”。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两个数据，在1896年到1899年，清国修建了280英里的铁路。
        而列强开始修建铁路之后，从1900到1905年之间，清国新出现了3222英里的铁路。
        清国铁路网的急速扩张，吸引了好多好多外国资本的关注。资本需要寻找投资市场嘛，你懂的。当年没有私募基金这一类的金融机构，但是洋人们成立了银行联合体，吸收资本，用于投资清国市场，主要投资方向，是铁路建设。
        清国政府想修铁路，可是国库收入一大块要偿还庚子赔款啊，那当然不拒绝外国银行的贷款啦，你懂的。
        清国最宏大的计划是要修通从北京到武汉的铁路，这个计划到1905年实现了。
        接下来，清国要修通从武汉到广州的铁路，把北京和广州，南北连接。另一反面，则是从武汉向东修通铁路到南京再连接到上海，向西修通铁路到四川成都。法国银行则愿意贷款资助连接昆明的铁路建设，同时法国银行打算从印度支那修建铁路到广西南宁。
        当清国朝廷构思这些宏大的计划的时候，清国认为自己只是向外国银行借钱，和外国的投资人，银行家在作交易，并不是和外国政府在作交易。但是清国朝廷显然是天真啦，你懂的。其实在不少的交易背后，都有着外国政府的直接参与。我们举一个明显的例子哦，一天早上九点正，俄罗斯银行宣布，今天要出售股票啦，大家快来认购中东铁路的股票。在私人投资者还来不及取钱来买股票的时候，俄罗斯政府的代表们已经把所有股票全部都买进啦。
        我们再举一个更复杂些的例子，清国政府和美国的一家银行签署了贷款协议，借钱用来修建从武汉到广州的铁路。可是这个协议本身并没有别的限制性条款，好啦，比利时国王就派出比利时的银行家出面，在二级公开市场上购买了所有这家美国银行的股票。乡亲们听明白了么？这变成比利时政府是投资人啦。
        在这种背景下，民族主义又开始进一步滋生了。这是一种朴素的感情，一种对朝廷的不信任，一种对外国压迫的反抗，一种被统治者自己抱团保护自己的感情。从义和团爱国暴乱，到邹容的革命军，到商人的反美抗议，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元素。
        具体是国族还是民族？其实更接近国族，此时并没有明确的民族啦，国族啦这些的讨论，大家就是觉得，我们都是一类人，我们的朝廷不能保护我们了，洋人在欺压我们占我们的便宜，我们应该团结起来。
        民间出现了“权利恢复运动”，什么是权力恢复运动呢？就是在清国人里发行股票，大家集资把钱凑起来，把铁路股权从外国银行手里给买回来。大家倒不排斥官府的股份，或者官员个人的股份，只要是铁路股权是在咱们清国手里，不在洋人手里，大家就觉得踏实啦。
        大家不仅要买回来已经被洋人资本控股的铁路，还要集资兴建新的铁路，因为清国人也觉得兴修铁路的确是件好事，而且大家也能赚钱，嘿嘿。
        权力恢复运动能够兴起，是因为此时已经具备了三个客观的条件，让清国人感觉心里有底气了。
        1. 此时清国人已经介入投资重工业行业，有清国人企业家所投资运营的重工业企业存在，不需要依赖洋人的企业。
        2. 海外华人社会里，存在有大批需要寻找投资方向的资本，海外华人也是清国人同胞，他们的资本，当时的清国人觉得可以完全可以接受。
        3. 通过洋学堂教育和洋人铁路公司所培训过的一代清国人铁路工程师已经出现，他们在技术能力上已经相当成熟，可以不需要洋人的指导而解决技术上的难题。
        清国人投资，清国的技术工程人员，清国人企业的设备，从头到尾都是中国人的铁路建设事业，开始在清国出现。从1904年到1907年，在权利恢复运动中，清国人开始计划兴修19条铁路，几乎清国各省都有项目。
        权利恢复运动，是清国人爱国主义兴起的一项运动。在这个运动过程中，各地出现了大型的群众集会，各种激情四射的演讲都出现啦，你懂的。其中最有激情，最有创意的是两个大手笔项目，第一个是把京汉铁路从外国投资银行手里买回来，第二个则是四川人打算自己投资兴建从成都到武汉的铁路。
        但是在实际效果上来看，权利恢复运动所产生的爱国激情，远远大于它所吸取的真金白银的资本。尽管的确是有极少数成功的案例，比如北京到张家口的京张铁路的确是成功修建了，但是更多的却是失败的案例。
        咱们这么举一个例子吧，1905年，权利恢复运动集资六百七十五两白银，从外国投资银行手里买回了股权，然后开始兴建从武汉到广州的铁路，修了多少里铁路呢?从1905年到1909年，这段铁路修了五十里左右吧。真的哦，雷人吧？
        湖广总督张之洞是试图努力介入，牵头搞一个统一的修路计划。可是时代变啦，这不是张之洞想摊派就能摊派的时代啦，已经新政改革啦，你懂的。张之洞忙到最后，还是得作罢，因为各方都有各方的利益啊。
        到1910年的时候，清国政府下了决心，清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都迫切需要建设一个有效率的全国铁路网络。朝廷因此决定从民间投资者手里，把股权再买回来，把铁路权收归国有，统一进行铁路的规划和修建。
        另一方面，朝廷觉得自己能赚到钱，当时邮传部所运营的国有铁路，那真是赚大钱的买卖啊，一年能给国库带来八百万两到九百万两的收入。当时清国的国库收入是263百万两，而支持则是296百万两，还有很大的缺口。
        朝廷觉得自己修铁路，自己能赚到钱。民间修铁路，民间在赔钱。把民间投资者手里的铁路权收归国有，怎么说，都是件大家都得益的好事。
        但是前面不是说过醇亲王没有政治家的素质么？不是说过他小鼻子小眼么？
        他算的有些太精明了，他的顾问跟他说，那些民间投资人其实是在赔钱啊，朝廷出钱回购民间投资人的股权，那是在帮他们解套啊。醇亲王真就这么算这笔帐啦，他真就觉得，只要补偿民间当初投资的一部分，那就算对的起民间投资者啦。
        醇亲王没有想清楚这整个事情，民间对朝廷的不信任，在满人内阁之后，民间更不信任朝廷。此时抛出来这个铁路国有化，而且还不足额回购，会在民间产生什么反应。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7-04 2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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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年五月，清国朝廷发布了铁路国有化的上谕，措辞是相当的强硬，上谕这么说的，
        国家必需要有纵横四方的大铁路干线，这样才能保障国家有效的运作，保证中央的权威。可是一直以来，各地修铁路的方式都是糊里糊涂的，也没有个固定的计划。不论干线还是支线，不论民间有没有力量，民间一申请，官府就批准了。结果过去这么多年，广东收的股金已经过半，铁路却几乎没修过，四川就更搞笑，大笔的倒账，都追不回来，江西和湖北已经收钱这么多年，根本没有修过铁路。。。我们该怎么处理这些错误所造成的后果？我们现在宣布，所有清国的主干铁路都归国家所有。
        接下来，清国朝廷向英美银行财团签订了贷款协议，用于兴建武汉到广州，和武汉到成都这两条铁路。
        清国的铁路国有化政策在四川的股民手里激起强烈的反弹。
        权力恢复运动中，四川人集资成立了“四川铁路公司”，筹得一千四百万白银的资本。这其中有七百万两用于兴修宜万铁路，这部分，清国会以换股的方式回购，经济上倒没有损失。可是公司还有七百万资本剩余啊，这里面出问题了，四川铁路公司的一个经理把公司的钱拿去上海炒股票去了，他想作股神，未遂，结果亏了三百万两。清国政府只同意把四百万两白银换成国家的保利股票，而对于亏空的那三百万两呢，清国政府不承担任何责任。
        当时许多清国人是这么看待铁路问题的，首先修铁路，铁路带来的收益，都是各省的权力；其次，外国资本不应该成为主导的资本进入清国的铁路事业。
        朝廷宣布铁路国有化之后，各地反应剧烈，开始出现群众集会的抗议活动，大家在控诉清国政府出卖背叛大家的利益，控诉外国资本利用清国政府来清国占便宜。整个夏天，各地的股民们的怒火都没有消退，而怒火最为炽烈的地方则是四川。
        四川省咨议局的领袖们和股东领袖们公开宣誓，不再对清国政府交纳任何税费，直到大家能够把铁路权力收回来。
        在1910到1911年的铁路怒潮中，清国的新军士兵和军官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许多的新军官兵已经成为民族主义者，他们觉得清国政府把国家的各项资源出卖给了外国人。在一场铁路抗议集会中，一个年青的新军军官当众切去他的一根手指，以表达他对政府的愤怒和抗议。另外则有一个新军的士兵，用鲜血写了一封血书，寄给了清国的国家铁路公司，要求国家把铁路归还给各省的地方股民。
        在四川，一个新军的将领下令说，所有同情反政府的保路同盟的出列，这个将军是要把所有出列的士兵和军官从军队中革除。结果是在场所有军兵都一起向前迈步，表现出了整体的团结一致，将军只好作罢。
        清国新军的这些军官和士兵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新现象，以前在明清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明清传统里的军人，其实就是粗人，社会地位低，也没啥文化教育，国家是有意识地这么作。
        可是从1850年开始，这个传统开始出现了变化。曾国藩练乡勇对抗太平军，他的作法是招募朴实的农民，对他们进行军事训练之外，对他们进行教育，教育他们儒家传统的道德伦理，行为规范。
        当时的清国小百姓眼里，官府军队其实和土匪是一样的事情，可是湘军却明显的不同，他们有纪律，他们有理想追求。
        注重军队思想教育的传统，被李鸿章和其他的督抚们继承下来了。各地开始兴办起武备学堂，军校，引入外国教官，对军官进行文化思想的教育，这是走向现代军队的道路，已经摆脱了明清固有的军人传统。
        从1901年开始，清国朝廷就决定重新组织全国的武装力量，成为一只“新军”。
        到1904年，清国已经在各省都建立了当地的军队管理机构，结构下面主要有三个职能部门，第一个是管理本身的军队，第二个是后勤打杂的那些，第三个则是负责军队的训练和教育。在旧的管理结构下，各省的军队管理机构是向总督负责的，这对于国家来说，是一个体制上的安全隐患。
        清国朝廷在加紧铺设全国的铁路网络的同时，也开始了军队组织结构的调整。清国把全国的军队统一编为三十六个镇，每个镇有12,500名官兵，清国要把全国36镇的450,000军队统一编制成为归中央管理调动的新式军队。
        1906年，清国对兵部进行了改革，兵部大臣和两个副手，全部由满人担任。
        1907年，清国朝廷又设立一个职位，叫总统，作为全国新军的总司令官，这个总统职务，也是由满人出任。
        也是在1907年，袁世凯和张之洞这两个手握重兵的汉臣被提拔进中央军机处，这样他们就离开了他们所建立和管理多年的军队。
        如果我们回归这个改革路线，我们会看到清国的军事改革是要建立中央统一指挥领导的国家，取消各地方总督统辖地方军队的旧制度。
        1910年，清国朝廷任命荫昌为陆军大臣。他是一个迅速崛起的满人将领，致力于推动清国军事化改革。从北京同文馆毕业之后，荫昌被国家派往德国学习军事，回国之后，他曾经管理过天津武备学堂。荫昌不仅说留恋的德语，他还娶了一个德国女人作妻子，他不遗余力地宣传清国军队现代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大力推荐引进德国的军事技术和军事教育传统。
        荫昌希望能够有意识地培养清国军人的荣誉感和纪律性，他有意识地尽量减少外国教官的数量。
        成为陆军大臣之后，荫昌开始根据他的构想，统一全国的军队建设，灌输军人荣誉感和纪律性。他同时还有个大动作，他命令制订军事法律，这样军人就受军事法律管辖约束，而不再是在民事法律体系管辖之下。
        从许多层面来说，清国的军事改革都是卓有成效的。清国的各战略地点都被配置了新军，包括原来由八旗军镇守的地方，八旗军已经开始慢慢消亡，旗人们开始寻找自己下一步的生活出路。
        1910年到1911年，清国新军在藏区的一系列战斗中展现了自己的实力。
        当时藏区各地出现了一系列地区在藏民王公的领导下谋求独立，他们的分离运动，得到了在北印的英国军队的支持。
        清国军队奉命开始征讨这些地区，他们先是客服了艰难的地形障碍，征服了东部藏区。清国朝廷把那里建立成为一个新省，叫西康。
        清军一路向藏区心脏位置进军，一直到攻占了拉萨。清国罢黜了几个拒绝和朝廷合作的藏民王公，同时开始正式在藏区驻扎军队，达赖喇嘛则出逃去了印度。
        清军甚至一路南下逼近一直达到尼泊尔，不丹和锡金的边境，开始向英国军队施加压力，迫使英国放弃对西藏事务的干预。
        这一系列的军事胜利，或许会让一些满人又想起了当年威风凛凛的八旗军南征北伐的战功。
        但是清国的军事体制内部依然存在着严峻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全国的军队还是支离破碎的，而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中央控制体系。
        新军中最精锐的北洋军将领们依旧是效忠于袁世凯，而不是朝廷。而朝廷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就是以腿部疾病为借口，剥夺了袁世凯的一切职务，把他赶回老家养病去了。朝廷的这个作法，并没有赢得北洋将领们的忠诚，反而让他们的心里开始有了不满。
        1905年，清国废除科举之后，许多读书人选择了参军。军队不仅工资待遇高，社会地位高，而且军队还为军人们提供了一条稳定可靠的上升通道。这些有文化的年青新军官兵们，经常会参加到各地的群众集会中去，甚至参加抗议示威活动。反满的革命思想，在军队中广泛传播蔓延，有的军人加入了一些会党，有的则自己办起了组织。
        新军的官兵是当时清国最为现代化，最为时尚的一群人。他们穿着的军装，是洋布洋式样的，他们使用的武器，他们的训练方式都是引用的洋人那一套。在清国的时候，大家走在路上遇到，相互打招呼，是微微一点头，然后双手抱拳作揖，这是礼节。可是新军的官兵们，那就洋派啦，他们出来见到人，不作揖，他们用洋派的军礼向平民打招呼，洋派嘛，你懂的。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7-05 1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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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63
        1645年，满人征服明国之后，强迫所有前明国国民都必需改变发型留辫子，以作为顺服和效忠于满人统治的标记。而新军里的官兵们则开始有人把辫子盘起来藏在军帽里，甚至开始出现了一批剪掉辫子的官兵。这可是个危险的信号，乡亲们，这是公然在挑战朝廷了。大家还记得太平军么？
        1910年的时候，朝廷就知道了这些事情，但是朝廷觉得没有合适的惩教手段，能把他们怎么办？但是朝廷没有惩罚他们的同时，也没有采取别的任何措施去化解缓和这些新军士兵心里的不满和不顺服情绪。

        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

        从1905年到1911年，朝廷就忙着办两件大事，第一个是宪政改革，另一个则是加强对新军和铁路的建设。这些事情都导致了一个后果，清国内的不同政见者开始越来越多啦。
        而且新时代，新机会多啊，新生力量也多啊，想想都激动啊，这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又是咨议局的议员们啦，又是海外留学生啦，又是新思想女性啦，又是新兴的商人阶层啦，哦，还有城市里的工人弟兄们，当然还有新军中的新思想的官兵们，所有这些新兴力量，都在向朝廷和地方政府施加压力，呼吁改革，呼声越来越强烈，而且呼声越来多元化哦，有的还相互间是对立的，哈哈。
        政府忙于应付招架这些要求改革的压力，屡屡力不从心，而民间的不满也就日益增长，对朝廷的不信任感在民间增长，一个全体清国百姓的集体身份认同概念在不知不觉中形成，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早晚会浮出水面的啦。
        作为统治阶层的满人，地位是非常尴尬的，他们做事情是非常困难的。八旗军已经决定要被废弃，朝廷开始组建新军来保障安全，而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朝廷缺乏对清国军事力量的控制力。
        新政改革所涉及到的新学校，公共建设项目，驻外使馆，公派留学生，这些都是花费巨大的。1910年晚些时候，陆军部提交了第一份清国历史上项目明细清晰的预算报告，根据这份预算，陆军部在未来一年需要一亿零九百万两白银用于陆军建设，这其中有五千四百万两是用于新军的营运经费。这只是陆军哦，没包括清国海军的预算。这个预算报告，比上年的高出了四千万两白银，在北京召开的国会削减了三千万两的陆军预算。
        整个年底预算是赤字的，清国入不抵出，没钱进行改革。这里其实是两个体系过度的困境，在清国的旧体系里，由国家提供的公关服务其实是非常少的。而现在清国要改革啦，要学洋人的国家体制啦，要有警察啦，要有学堂啦，越来这些根本不存在公关服务事业，那都是要花钱兴办的哦，你懂的。
        朝廷终于开始决定要加税啦，在农业方面加税，涉及的有茶叶，酒类，盐业还有烟草；同时对海关进口口和内陆的运输也加税了；此外对全国的土地房产买卖契约开始征收特别税。
        这一加税，那当然又是激怒了所有被加税的人啦，你懂的。甚至我们后人会觉得清国朝廷在办好事的，如果我们是当年的利益相关者，没准儿我们也会很生气哦。
        我们举个例子，清国朝廷打算下一盘好大好大的棋，通过加税，让清国百姓少吸鸦片。其实这一招，20世纪的欧美国家都干啊，通过加税逼迫小百姓少抽烟。
        清国对鸦片加税，没有遇到英国鸦片商人的反对，而是遇到了本国百姓的强烈反对。此时英国商人的鸦片早没什么市场啦，鸦片早就是清国本国产业啦。从19世纪后期开始，云南，贵州，四川，山西，浙江和福建都已经广泛种植鸦片，鸦片产业现在是一个清国内部的大产业。对种鸦片的收税，就牵连到这个产业啦，批发分销鸦片的商人们不高兴了，运输鸦片的老板们不高兴了，鸦片馆的老板们也不高兴了，这些老板们不高兴了，他们的伙计们也不高兴了，大家都靠这买卖吃饭啊，你懂的。不高兴的人物名单还没有完啊，全国抽烟片的瘾君子们，数以百万计的鸦片客，也不高兴了，这其中还有不少人是很有钱很有影响力的士绅哦。这么多人不高兴，朝廷麻烦大啦。
        更雪上加霜的是，1901年到1911年之间，长江和淮河流域又连降暴雨，洪水泛滥，数以百万亩的农田被摧毁，农作物价格飞涨，数以万计的百姓死于灾难中，数以百万计的灾民逃难进了城市。
        尽管这样，其实清国朝廷对国家还是能够控制的住的。
        1905年之后，和之前一样，对清国朝廷最大的攻击宣传力量，都起源于居住在国外的清国人。在这些攻击清国朝廷的众多人里，他们各自又有自己的主张和观点。在他们当中，比较有影响力的，第一个是君主立宪主义的康有为，第二个是宣扬民族主义的梁启超，第三股势力则是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各种团体，第四股势力则是孙中山所带领的革命同盟会。
        在所有的清国不同政见者中，康有为是地位最为尊贵，经济条件也是最优越的。康有为是1895年的进士，他有正经的功名，而且据说他是皇帝的老师，是他一手导演推动了1898年那场戊戌变法，这都是他说的哦。
        一直1911年的时候，康有为坚持不懈地呼吁清国进行改革，向日本学习，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抵御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他组织成立多个团体传播他的政治主张，其中最为出名的是“保皇会”和“宪政会”。东南亚，美国，加拿大的华人富商和银行家们为他的事业捐献了剧额的资金，希望他的政治努力能够促进清国的改革进程。
        1900年的时候，趁着义和团爱国暴乱的混乱局面，他曾经出钱资助过武装暴动，试图营救光绪皇帝。这次暴动失败之后，康有为再也没有资助策划过任何武装暴动。
        1908年光绪皇帝去世，这一下，康有为失去了他原本效忠的主公。康有为转而支持满人对清国的统治地位，他主张建立一个现代的君主立宪国家，以西方思想和儒家思想结合一体作为治国的思想体系。
        但是随着反满情绪的增长和蔓延，康有为开始在华人当中的形象开始显得有些怪异啦。甚至连他原本的追随者都开始对康有为产生了不信任，有人开始追问，俺们捐献的那么多钱花在啥地方啦？
        康有为的生活方式是非常奢华的，可是他的投资能力实在是不敢令人恭维。
        康有为喜欢带着一个女伴周游世界，他还曾经在巴黎住过一段日子，曾经乘坐当时时尚的热气球观赏过巴黎市景，还在瑞典海边买下了一个小岛作为避暑度假地。应该说，康有为是相当时尚，相当会享受人生的。
        与他花钱的能力相比，他的投资能力却是非常拙劣的。他把巨额的金钱，像一个不成熟的赌徒一样投资在了墨西哥，结果墨西哥革命爆发之后，他的投资全部泡汤了。而他原本引以为豪的典雅古文体政论文章，在20世纪的新时代里，也开始失去了读书市场。
        但是我们必需承认，康有为其实是一个蛮有想象力的作者，可以说具有狂野的想象力。
        康有为私底下写了一系列的文章研究讨论大同世界的问题，他规划出一个联合的世界政府，管理着地球村，人类各种族的敌视和隔膜都消除啦，真的听起来挺美好的。康有为设计出一套全面的社会福利体系，从一个人出生到他死亡，都能够得到照顾和保护。康有为说，我们每个人啊，那就是电子微粒哦，相互之间都会互动，会吸引，而且聚在一起就是一股强大的电流，能够主导一切。康有为认为应该废除一切对女人从政议政的歧视和限制，应该男女都穿一样的衣服。对于婚姻制度，康有为认为也应该改变，婚姻应该是一个可废弃的合同，双方可以选择续约，或者中止合同。这种婚姻合同可以有多种形式哦，可以是男和男的，也可以是女和女的。。。不过当时几乎没有几个人了解到康有为这些有创意的想法。
        康有为拥有众多忠实的门生，其中有一个和他一道在1895年中进士的广东同乡，名字叫做梁启超。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7-05 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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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启超对光绪皇帝和满人朝廷都缺乏康有为那样的忠诚度，他不排斥满人统治之外的政治解决方案。甚至有一段时间，他接受了一些相当极端的思想，他一度认为，“自由的良药才是解救堕落和腐化的中国的药剂”。不过幸亏他很快从向往法国大革命的狂热中清醒过来，梁启超质疑说，1793年法国大革命，那么血腥的屠杀，一直到1870年才出现了一些成果，而这些成果还真就不是法国大革命那些追求自由的革命者们所期盼的。如果我们中国要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去追求自由，过了七十年后是什么结果，我们知道么?就算我们真的得到了我们要追求的自由，那么我们祖先的传统又到那里去了呢？
        梁启超另外的一个担心则是，他认为中国人还没有准备好承担民主的责任。他的悲观思想，在他游历北美之后更为强烈了。他见到在美国那样一个民主社会里，唐人街里的许多中国人的行为举止和大环境是如此的格格不入，怯弱而且不守规矩，整个唐人街的社会情况都令人担忧。
        梁启超在群众集会上开始展现他的激情演讲，在报纸上写出一系列强有力的文章。他鼓吹要建立一个中华民族的国家，他驳斥孙中山等仇满的革命党说，革命党煽动的种族仇恨是错误的，满人作为一个特权阶层，他们的特权在行宪之后就会消除，全体中华民族人民在法律上地位平等，不再有满人这样的特权者。
        一个强大的中华民族国家，应该包括了各族人民的力量，包括了妇女的力量。中华民族必需发展出一个有知识的精英阶层，这个阶层可以通过严酷的教导培训来培养形成。
        要达到这个目标，首先要有一个积极主动而团结的公民社会，梁启超说，中国需要有一批有着铁的纪律和意志的领袖来管理中国人，以带领中国走出软弱。梁启超心目中的模仿领袖人物是斯巴达的领袖来古格士，或者英国的克伦威尔。在这个阶段，中国必须抛弃卢梭，或者华盛顿那一类的人物。但是，梁启超并不认同克伦威尔杀害英国国王的行为，梁启超进而歌颂君主立宪制度的好处，他认为君主立宪的国体和有铁的意志的强力领袖，将把中国带进一个经济和国力一起发展的时代。
        梁启超的政治理念，通过小说，话剧，散文，政论等各种形式在读者中间广为流传，不论在国外还是在清国内部，梁启超的作品都有着广大的读者市场。而他的主张，恰恰让许多读者对看起来文弱的清国朝廷失去了信心，这样的朝廷能带来中华民族的复兴么？
        比梁启超激进的多的，但是影响力却小的多的，同时语言表达能力上也有欠缺的，则是一批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也是那个年代欧洲时兴的风潮，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体系内的不同应用层面上的分支流派。
        1883年马克思去世，他的思想并没有随着他死去而是在欧洲各地蔓延。
        1889年的时候，一群来自欧洲各地的社会主义政党，商会，工会在布鲁塞尔联合组成了第二国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马克思主义者。
        第二国际留给中国现代化历史最直接的印记，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三八国际妇女节”。
        第二国际并不排斥议会民主路线，但是同时，第二国际也密切关注世界各地的战乱和社会动荡，希望能寻找到机会推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第二国际认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理论，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避免。
        中文出版物里第一次出现马克思主义是在1899年，文章是这么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穷人将通过不断的罢工和富人作斗争，马克思相信富人的权力将跨越国界遍布五大洲。这篇文章里，马克思被错误地当作了一个英国人。
        失败的1905年俄罗斯革命，激励了一些清国人，他们把沙皇和清国的皇帝作了类比，觉得两国的情况非常的类似，他们更进一步地学习了解马克思主义。
        几个清国人开始阅读学习日本1899年出版的“现代社会主义”这本书，并且有人把这本日文书又翻译成了中文。翻译者说，马克思通过有深度的学术能力和仔细的研究，发现了一个经济基础理论，工人阶级将赢得社会主义，并且得到大众雷霆般的欢呼和支持。
        1906年，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中的一部分被翻译成了中文，中文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节选内容，文字相对诗意化些，不像德文版和英文版那么具有暴力的震撼性。
        马克思的著名的总结语“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有枷锁，他们赢得的是整个世界。全世界工人们团结起来！”在当时的中文版中被翻译作“整个世界将属于平民，欢快的乐声将传到最深的水泉。啊！来吧！各地的人们啊，你们怎么可以无动于衷。”
        将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翻译作“平民”，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在清国的时候，如果使用工人这个词，会把大批不在工厂里工作的雇员和农民排除了。而使用平民这个词，在当时清国的语言环境里，就包括了所有这些人。在日文的共产党宣言里，这个词，也是翻译作“平民”。
        1906年，日本社会党成立，这是日本的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更多的清国留学生开始关注到马克思主义，但是中国出现自己的社会主义政党，是要到1911年的事情啦。
        1907年，清国学者江亢虎开始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的研究，江亢虎本人是学者，他可以阅读日文，英文，法文和德文书籍，他也曾经作过袁世凯的教育顾问。1909年的时候，江亢虎去布鲁塞尔参加了第二国际代表大会。
        另外有一些清国人则选择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尤其是俄罗斯的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思想理论，这两个无政府主义思想家是批判整个现行的国家政府概念和政府体系，他们认为现行体系的政府压制了个体的角色，压制了文化转型进化的力量，他们强调社会民众参与整个革命进程。
        1906年，一群在巴黎的清国人成立了新世界社，并开始出版他们自己的刊物，新世纪周刊。这批人中的绝大多数是和孙中山的同盟会有联系的，其中包括有1903年在上海苏报上破口大骂慈禧太后作“娼妓淫妇”的吴稚晖。
        不过他们比孙中山幸运的多，他们金钱上倒过的去，因为他们中间有个人有自己的买卖，一家酱油厂和一家茶餐厅。这批清国的无政府主义也有他们自己宏大的愿景，废弃一切政治权威，废弃一切军队，废弃所有法律，废弃阶层界限，废弃私人财产和资本。他们通过各种途径推进革命，追求他们的理想，写宣传文章，群众集会，罢工，抵制，大规模暴动和暗杀行动，他们已经从传统道德的约束中解放了自己。
        几乎同一时期，在东京也出现了一批清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不同的是，他们追随的是另外一个俄罗斯无政府主义思想家，托尔斯泰。这批人致力于改变传统社会中妇女的困境，他们有着反现代主义的思想，向往农耕田园社会，托尔斯泰的粉丝嘛。他们也在非常严肃认真地追求着他们的理想，他们看重农民在革命事业中的重要性，他们讨论的话题还有在乡村建立公社，让大家过上没有压迫的好日子，还讨论有没有可能把现代工业吸收进农业乡村文明社会里来。
        最后我们要谈到孙中山啦。
        1905年的时候，孙中山成为中国革命同盟会名义上的领袖，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聚集到一起，结成了同盟。但是同盟会事实上是个非常复杂的大杂烩，有会党的弟兄们，也有广东的留学生，也有江浙的留学生，也有湖北湖南的留学生，大家各有自己的组织，又各有各自的革命理想路线。
        有的人要通过恐怖活动的方式来达到革命成功，暗杀啊，日本好多天诛的爱国义士的感人故事激励着他们。
        大部分人则不认同这种做法，而坚持要通过武装暴动的方式进行革命，直到建立共和国。
        汪精卫则告诉大家，坚持暴动的革命同志是可敬的，他们在行恒德；坚持暗杀的革命同志也是可敬的，他们在行烈德。
        但是他们都认为满人是个邪恶的民族，他们自己是皇汉民族。他们的民族，是人种，而不是梁启超说中华民族的民族概念。
        今晚到处为止，亲们晚安，明天再发。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7-06 01:14

正文65
        他们都追求中国的独立和自由，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遭受到了西方列强和日本的压迫。
        同盟会中间的一些人已经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开始使用“封建社会”，“封建传统”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名词概念。他们希望通过革命，不但能够使中国摆脱封建传统的枷锁，而且能够避免欧洲所经历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困境和问题。
        同盟会中还有许多进步女青年，她们则有着要在革命成功后的新中国里解放妇女的理想和各种具体主张。
        孙中山本人和清国南方的会党弟兄们有着非常铁的关，在早期的革命事业中得到会党的大力支持。
        而他自己也在1904年，加入了夏威夷的致公堂，并成为地位尊贵的红棍。
        有了这个江湖地位，孙中山在加拿大和美国行走更为方便，致公堂在北美华人社区里，那是相当有影响力的。
        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里提出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民主义，在文章里，孙中山说，欧洲历史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经历了三个社会阶段的进化，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到民生主义。
        后世的我们虽然知道这是孙中山对欧洲历史的错误阶段，但是孙中山社会进化的历史观，是明显的。他的这种社会进步的历史观是来自社会进化论理论么？还是。。。？
        孙中山当时提出的三民主义，第一个是民族主义，其实是邹容的种族主义，皇汉人种建立起自己的国家。第二个是民权主义，这个也好理解，孙中山是要追求法国式的无君主民权国家。可是第三个民生主义是什么？孙中山并没有明确说明，只是充满激情地预言说，二十世纪，将是民生主义获得胜利的时代。
        孙中山说，中国革命，可以把三个主义通过一次革命完成，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一步到位，如此一来，中国反而要超过还在追求民生主要革命的欧洲。
        那么民生主义到底是什么？
        1905年，孙中山拜访了在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孙中山对第二国际说，他的政党也是社会主义党，他希望他的政党能成为第二国际的会员。
        一家比利时当地报纸是这么报道的，孙中山说他希望支拿可以引入欧洲的生产模式和工业机械，但是却可以避免欧洲生产模式的弊端。支拿将绕开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不需要过渡，直接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比利时的报纸这么评论的，他们接受我们文明的好处，却不愿意成为我们文明的受害者。
        成为红棍之后，孙中山在会党社会里有了正式的名分和地位，革命党人开始收纳整合各地会党进入洪门体系，从此开始了“洪门一大片”的时代。
        会党弟兄们都归入了有着“反清复明”光荣传统的洪门之下，兄弟们刀架脖，喝鸡血，跨火盆，肃穆庄严地宣誓投身于反清革命事业。
        从1906年到1908年，同盟会至少发动了其次的反政府武装暴动，其中有三次是在广东，孙中山对广东各会党的影响力是最强的，另外四次则是在湖南，云南，安徽和广西。
        这些暴动都是共同的模式发展的，革命党复杂出钱和策划，会党弟兄们负责出人出力。这些革命暴动都充满了各种稀奇古怪的戏剧性问题，会党弟兄们也缺乏组织性和真正的战斗力，每次都被清国政府轻易地平定了。革命党人内部开始有人对暴力革命途径出现了悲观的看法，梁启超也在报纸上嘲笑这些革命党人说，你们都是远距离革命家啊，躲得老远，忽悠那些会党弟兄们去卖命。
        汪精卫挺身而出，他决定干一票大的，他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挽回革命党人的信心，回击梁启超这些人的嘲讽。
        1910年3月，汪精卫和黄复生等革命同志决定进入北京刺杀摄政王。行前，汪精卫写下了致南洋同志书，表明了自己有去无回的必死觉悟。
        3月31日，汪精卫他们在埋炸弹的时候被人举报，革命党人被当局捕获。审问他们的是肃亲王，肃亲王觉得他们都是年青人，人品才学都值得尊敬，因此向朝廷求情，免了他们的死罪改判终身监禁。
        尽管这些暴动都被清国镇压平定，但是孙中山一直坚韧不止地推动着他的革命事业，孙中山是一个有魅力的人，他开始赢得越来越多的支持者。随着反满仇满思想的蔓延，原本追随支持康有为的海外华人也开始逐步转而支持孙中山，他的经济状况开始好转起来，有了比较稳定的收入来源。
        有许多人给孙中山实物，这些实物礼物被收集在美国，加拿大和新加坡孙中山的住所，在这些地方，有富裕的华人坚定地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孙中山另外有一个有创意的融资手段，他发行债券，承诺将来他在中国建立政权之后，这些债券可以获得十倍的投资回报。孙中山或许没有意识到，一百年前，林清也使用过这样的融资手段，策划他的天理教造反。
        虽然孙中山的组织计划能力并不高明，缺乏一个明确的政治思想体系，并且遭遇了许多失败，但是他的精力，他的说服力，他的坚持不懈，他的反满仇满主张，都使得他的革命事业获得越来越多海外华人的支持。
        1911年夏天的时候，同盟会所发展的会员已经接近一万人，当初1905年创立的时候，只有四百人左右。这其中的许多人是在日本的清国留学生，他们由孙中山本人或者孙的革命同志发展加入同盟会。
        这些留学生回国之后，有的回到故乡组织秘密的会党组织策划反政府武装暴动，有的则成为各省咨议局的议员或者士绅商人的领袖，也有的则加入新军成为军官或者士兵。所有这些有着反满革命思想的留学生，都在正当职业的掩护下，发展壮大着他们的反满革命思想。他们的反满革命思想主张，是道义上听起来正当的诉求，也有物质利益上的吸引力。
        愤怒，仇恨，挫折感，梦想，还有真金白银的金钱利益，所有这几个因素混合在一起会是什么？是一个炸弹，一个威力巨大的炸弹。

        清国亡国

        引发清国亡国的一系列事件的起因，是1911年10月9日，汉口一颗误爆的炸弹。这次爆炸事件原本可以只是一次孤立的事件，很快就会被社会遗忘，但是因为立宪运动，保路运动，新军里的不满，社会的反满情绪还有外国的压迫，这几个因素交织的存在，使得这个爆炸引发了一系列的事件。
        至少从1904年开始，一群激进的清国青年，其中不少是日本回来的留学生，就开始在汉口和武昌组织了许多革命小组。汉口，武昌和汉阳构成了武汉三镇，这里有数目众多的产业工人，长江的船民，现代学校里的学生，新军的士兵，和清国政府的职员，这些人群是新思想，激进思想滋生的群体。
        革命者的长远革命目标是推翻满人统治以“雪国耻”，“恢复中华”。他们的短期目标则是在新军内渗透，同时和这个区域势力大的秘密会党建立合作联系。他们以读书会和兄弟会的组织形式作掩护，秘密发展他们的同志。
        一但当局查获其中一个组织，革命党人就会放弃这个组织，过后另外用一个新的名字成立一个新的组织。到1911年秋天的时候，武汉三镇的新军中已经有五千到六千的官兵加入了这些革命组织，他们的人数占到了新军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1911年10月9日，当一群革命党人在汉口俄租界里制作炸弹的时候，一颗炸弹爆炸了。和早年上海的反清革命者一样，他们认为帝国主义的制度和帝国主义的租界可以为他们提供保护，可是这一次的爆炸规模太大，当地清国政府介入调查了。
        爆炸发生后，负伤的革命党被他的同志们送去医院急救，而清国当局则搜查了革命党人的总部，并捕获了三名革命党，这三人被立即处决了。清国当局同时还查获了革命党人的名册，有新军，也有其他会党成员。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7-07 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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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66
        革命党人开始担心了，如果不立刻发动暴动，官府会按照名册把所有革命党都抓捕，许多人都会被处死。
        1911年10月10日凌晨，武昌第八工程营发生了哗变，哗变军人们夺取了军械库，城外的运输营和炮兵营也加入了他们，哗变的规模开始迅速扩大。哗变的军人们到当天夜里已经攻占了多处要塞，并且又有三个团的军人加入进来。
        满人湖广总督和汉人镇统制都试图召集忠于国家的军人们进行抵抗，最终都失败了，他们分别逃出了城。
        10月11日，长江对岸的汉阳也发生了暴动，革命党人占据了城市，新军第一营也加入他们的叛乱，占据了汉阳兵工厂和铁厂。
        10月12日，汉口的新军发动叛乱，占据了城市。
        此时占据的武汉的叛乱军人们发现了一个尴尬的问题，他们原本熟悉的革命领袖们，在10月9日之后，都已经逃离了城市，逃的找不到了。
        哗变军人们中间找不到合适的领袖，他们能找到的同盟会革命党人也不够作领袖资格的，这下麻烦了啊。作领袖首脑，是需要有资格的，低下的人能服，自己也有能力管理，一堆哗变军人里的下级军官，是缺乏这样的才干的。
        他们找到了湖南咨议局的议长，希望他能作首领，议长一口回绝了，带头造反，这还是风险挺大的事情，会掉脑袋的啊。
        武昌哗变的军人们最后找到了湖北新军的一个协统黎元洪作他们的首脑，协统相当于后来的旅长。黎元洪本人并不是革命党，他是被哗变军人们用枪逼迫着作的都督。
        但是武昌叛乱的军人们所推举的这个黎元洪都督其实是非常合适的人选，黎元洪本人在新军中名声不错，军人们都愿意接受他的领导；黎元洪自己也参与过保路运动的抗争，省咨议局的领袖们也喜欢他，咨议局的议员领袖们说，愿意为黎都督带领的湖北军政府效力；黎元洪本人还会说英语，这使得他和外国人交涉便利，确保列强不介入干涉这场清国军人发动的叛乱。
        黎元洪成为军政府都督，避免了武昌发生族群屠杀的惨剧。当时有革命党要组织屠杀城内的满人，黎元洪说，不可以滥杀旗人啊，革命是文明的，顾某人这么胡闹瞎搞，是野蛮的，我是不同意的。
        清国朝廷对这次叛乱迅速作出了反应，朝廷命令陆军大臣荫昌率领北洋军南下镇压叛乱。
        在这个危难的乱局里，朝廷意识到了袁世凯的才干能力，被迫重新启用袁世凯。朝廷认为，袁世凯对于北洋军有驾驭能力，只有他能够率领军队平定南方的叛乱。朝廷此时也顾不得面子啦，1910年的时候，是朝廷把袁世凯赶回老家养病的，现在又要把他请回来。
        但是袁世凯是非常精明的人，他推辞掉了朝廷给他的军事总指挥官的命令，身体不好嘛，没有能力嘛，反正理由可以找的嘛，他在等待时局的发展。
        事态发展的迅速程度超出了任何人，任何政治组织的控制。
        1911年10月22日，陕西和湖南的新军发生哗变。在陕西的省府西安，大批的满人遭到灭绝性的屠杀，在长沙，忠于清国的军队将领们被杀害。在这两省发生军人叛乱之后，当地的咨议局都宣布他们支持革命。10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又有三个省造反了。在山西太原，巡抚和他的家人被革命党杀害，省议会加入了当地新军的叛乱。在江西，商人，学生，教师，议员和新军军官们组成了联盟，宣布江西脱离清国朝廷管理，实行自治。在西南的云南省，军校的教官们和新军联合发动了叛乱，不过云南的叛乱，在各地的革命党人叛乱中表现的相对文明些。蔡锷等人率领新军叛变之后，抓获了云贵总督，然后把总督礼送出境。
        铁路的重要性此时完全显现出来了，朝廷在使用京汉铁路往南方运送军队去镇压武昌的叛乱，而山西的叛军则通过铁路南下，狙击干扰南下的北洋军队和军需运输。
        到10月底的时候，军中出现了公然抗命的现象。朝廷命令北方的新军加速南下镇压叛乱，而十二个将领则联名通电朝廷，拒绝执行命令并且提出他们的要求，他们的要求是，
        1. 一年只能成立国家议会。
        2. 议会选举产生一名总理大臣，由皇帝追认。
        3. 取消皇帝的死刑最终裁决权。
        4. 大赦所有政治犯人。
        5. 禁止满人皇亲成为内阁大臣。
        6. 所有国际条约必需首先通过议会的审核，然后才能送交皇帝批准。
        清国朝廷在一周之内就答应了几乎所有要求。
        1911年11月8日，北京的全国议会选举袁世凯成为清国总理大臣。
        1911年11月11日，朝廷发布上谕，任命袁世凯为总理大臣，并且下令袁世凯组阁。
        袁世凯接受了任命，开始组阁，重要职位上他都安排了他的追随者。
        目前时局的发展是向着康有为他们所追求的君主立宪道路发展的，清国演变成为一个满人皇帝的君主立宪国家。这可不是孙中山和众多革命党所追求的道路，孙中山是要建立一个没有君王的中央集权国家，他说这叫共和国。
        但是此时革命党的军事力量是很薄弱的，而孙中山本人当武昌叛乱发生的时候，正在美国为他的革命事业筹款融资。
        孙中山在去堪萨斯城的路上，在丹佛的报纸上看到了武昌军人叛乱的新闻。孙中山作出了他的决定，他认为欧洲列强的中立不干涉，是最关键的。孙中山立刻从美国赶往伦敦和巴黎，游说两国政府，他的努力还真的取得了一个效果，英国同意暂停向清国继续提供大额贷款。
        整个十一月，袁世凯导演了一出精致的权力平衡戏剧，他利用他所控制的北洋军，对清国朝廷和革命党双方施加压力。
        清国的军队一路向南突破，一直到攻占了汉口和汉阳才停了下来，长江南岸的武昌则继续在革命党的控制之下。
        同盟会的革命党事业赢得了广大民众惊人的支持和拥护，同盟会的革命党领袖们迅速发展扩大了他们的组织，并且在三个省的革命叛乱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1911年11月3日，江苏宣布脱离清国统治而独立。
        1911年11月22日，四川宣布独立。
        1911年11月13日，山东宣布独立。
        同盟会革命党人也积极参与了其他各省的革命叛乱，他们和其他的反清势力一起合作，这些地方的领袖人物有的是新军将领，有的是各省议会领袖，也有的是当地的富商，当然，会党领袖也起来造反了。
        1911年12月，忠于朝廷的清军的在南京，经过激烈的奋战之后，败退出城，南京沦陷。南京的失陷对清国朝廷的打击是沉重的，在14世纪的时候，南京曾经是中国的首都，在清国的各地城市中，南京具有特殊的象征性意义。革命党人占据了南京这个事实，让许多人回想起了1645年福王的南明政权，也想到了1853年的太平天国。南京因此自然而然地成为了革命同盟会的中心据点，同盟会要从这里，号召全国各地参加他们的革命叛乱事业。
        到1911年12月底，只有直隶，山东，河南和东北三省还效忠于朝廷，其中的山东是在12月宣布取消独立，继续效忠于朝廷。其余所有各省都已经通电独立，脱离清国统治。
        溥仪皇帝此时只是个五岁的小娃娃，他的母亲被迫走上谈判的前台，她希望袁世凯能够作为总理大臣管理清国，现任摄政王辞职交出权柄，而宣统小皇帝则作为名义上的皇帝继续保留皇位。可是许多已经独立的省份认为，这样的安排，又会回到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时代，他们拒绝接受。
        从1911年11月开始，袁世凯就已经开始和南方的独立各省开始谈判解决南北分裂对峙的问题。袁世凯分别致信黎元洪和黄兴，并且请英国公使作为居中调停人开始谈判。
        1911年12月18日，袁世凯委任的和谈代表唐绍仪到达上海租界开始谈判，南北双方代表在上海英租界工部局市政厅内谈判结束内战恢复中国统一的和平解决方案，与会的还有英，法，德，日，美，俄六国驻沪总领事。双方很快就确定了和平解决为原则的共识，同时都认同共和政体，都承认将召开国会以讨论解决国体。但是双方在国民议会的召开地点，时间，组成结构等具体细节问题上出现了纠纷和争执，当天没能取得一致。
        1911年12月20日，南北和谈代表继续谈判解决问题。
        与此同时，北洋军中的将领段祺瑞见到同盟会的黄兴似乎势力开始崛起。段祺瑞也派出了私人代表和黄兴谈判。双方达成了五点共识，一、确定共和政体；二、优待清皇室；三、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四、南北满汉军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五、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地之秩序。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7-07 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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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年12月28日，袁世凯率领内阁大臣们上奏，请求召开临时国会决定国体。朝廷经过御前会议的讨论，隆裕太后终于颁布懿旨，同意召集临时国会。清国皇帝要退位啦，裕隆太后含泪发布了命令，她所能期望的，只是未来的国家，能够信守承诺，善待她的家庭。
        12月29日，南北议会第三次会议召开，南方代表伍廷芳提出关于“清皇帝之待遇”和“关于满蒙回藏之待遇”两个提案，双方代表达成了多项一致，其中最基本的原则是“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从多数取决。决定之后，两方均须依从”
        12月31日，北方代表唐绍仪和南方代表伍廷芳签署了和平协议。协议订明，袁世凯支持清国皇帝退位，南方各省拥立袁世凯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召开国民大会决以国体。
        这事情进展的看上去挺顺利的，可是又出现了波折，因为孙中山出现了。
        1911年圣诞节的时候，孙中山从法国走海路回到了上海。同盟会的革命领袖们对于袁世凯被推选为大总统表示不满，宋教仁，黄兴和陈其美在上海哈同花园宴请孙中山，酒席上革命领袖们决定了推举孙中山为大总统的行动计划，有造舆论声势的，有拉议员的。
        1911年12月27日夜里，黄兴，宋教仁在南京集合了来自各省代表开会，决定成立政府，国体使用总统制，改行中华民国纪年，并决定使用基督教的教历作为中华民国历法，实行七天一礼拜，取代清国的十日一旬。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通电全国各省，定国号为中华民国，从此不再使用帝制时代的年号。以黄帝纪年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旦，从此改用公历。
        也在这一天，孙中山发了封电报给袁世凯，电报中承认南方的军事力量弱小，孙中山同时宣称，我现在接受这个职务只是为了等待你的到来，我希望你能尽快决定接受我的邀请。
        这一下搞笑了，南北和谈搞了半天都是无意义的，如果不能说是骗局的话。
        中国现在在南方出现了一个有总统的共和国，同时在北方则仍旧有着一位满人的皇帝。
        中华民国从1911年1月11日开始，连续三次催促西方各国承认，没有收到一个国家的一个字的回复。西方各国估计是被雷到了，这是啥情况？南北双方不是在和平谈判解决问题么？突然冒出来一个总统？还出现了一个国家？不是说要通过国会议定国体么？
        现在南北一边一国的情况陷入了僵局，南北的紧张对立在加剧。在北京，开始出现一系列针对袁世凯和满人亲贵王公和将军的暗杀行动，袁世凯本人也险些遇害。
        一月底，一颗炸弹夺取了良弼的生命。良弼是立宪派的大臣，宗社党的领袖人物。在他的训练和治理下，朝廷的禁卫军成为一只精锐部队。这一系列的恐怖暗杀行为据信都是同盟会革命党人的作为。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颗稻草终于出现了，1912年1月26日，段祺瑞率领四十四位北洋高级将领联名致电北京内阁，要求立定共和政体，不然的话，他们将率领北洋大军入京。这是军人干预政治啦，北洋军在展现枪杆子的力量。
        在恐惧和惊慌中，裕隆太后和她的亲信们开始和袁世凯进行了协商，最后她从袁世凯那里得到了承诺和保障。
        袁世凯和南方的政府一致达成了对清国末代皇帝的优待承诺，主要内容如下，
        1. 皇帝退位之后，尊号任然保存不变。
        2. 皇帝及其家庭继续居住在北京禁城之内，紫禁城内的一切财产归皇帝所有。
        3. 皇帝每年将从共和国获得四百万元的年金。
        4. 共和国承诺保护皇帝的宗庙和祖先陵寝。
        1912年2月12日，朝廷宣布溥仪皇帝退位。
        清国朝廷并不承认在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是个合法的政权，皇帝宣布退位的同时，最后一次授予袁世凯如下的命令，授予袁世凯一切权柄，组织成立一个临时的共和国政府，恢复中国的统一。
        就这样，两百六十多年历史的清国亡国。
        几乎从来没有什么管理自己的经验和制度的中国人民，从此进入了一个时代。中国人面临着一个危险而陌生的世界，中国人民也有着无穷的想象力，怀着各样的憧憬和希望，中国人进入了共和国时代。
       
        乡亲们，本文到此告一段落。哥有空高兴了，会再写写，嘿嘿。
        在点击不到20万之前，认真觉得没必要再写啦。
        反正中国从此越混越惨。
        清国的时候，朝廷处死了一个办报纸的，因为他泄露了国家机密，把中俄密约给泄露了。
        所谓北洋时代，那其实是正统哦，如果懂法律的会明白的啦。。。
        所谓民国时代，。。。。
        清国的时候，最大的灾难发生在太平天国。。死了好多好多农民
        民国的时候，最大的灾难发生在1942年。。。死了好多好多农民，还有1945年之后的内战，死了更多更多。。。。
        到了某国的时候。。。。。
        中国人的道路，是中国人自己的选择。
        像梁启超预言的那样，开始进入下层社会，越混越下层。。。。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7-07 1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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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年的中国政治制度，国土和社会状况
        在我们进入中华民国时期之前，还是遵循本文的程序，回顾总结一下在1911年的时候的中国概况，依旧是从政权，国土和百姓三方面进行讲述。

        政治制度

        清国末年慈禧太后所开始的新政改革，涉及到行政，立法，司法，议会，教育，法律，和军事，各个方面，是一个激进而全面的学习照搬西方模式的社会改革。
        清国以当时的日本宪法为蓝本，在1908年8月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作为国家的最高法律，确立三权分立原则，明确清国臣民具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选举和被选举权利，以及议院法要领和选举法要领。如果以现代的人权概念对清国的宪法大纲进行批判，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和当时的日本宪法一样，根据宪法，臣民的权利，是皇帝所赋予的。那么在法律逻辑上来说，皇帝有赋予的权力，就一样有收回的权柄。
        我们可以比照一下1215年的英国大宪章，就会发现其中的明显不同。
        英国大宪章并没有“赋予”英国自由民任何权利，只是“重申”，“明确”，用明示的法律条文，把本已存在于传统里的自由民和英国教会的权利，表达出来。
        这其中的关键性区别，不要说当时的清国皇帝没有这些概念，当时和后世的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没有。在许多年后的中国，依然有许多知识份子真诚地相信，他们的权利是来源于法律的“赋予”。对民众权利来源的误解，或许是因着东方文明传统中关于个体价值的缺失。但是至少可以值得肯定的是，清国的宪法，已经为清国臣民们列明了现代民主国家的基本公民权利。
        到1909年10月，中国各省都已经成立了议会，当选的议员多为各地的士绅阶层和新兴的企业主商人，其政治主张多为立宪派路线。
        1908年1月，清国朝廷颁布城镇乡和府厅州上下两级自治章程，以日本的地方自治为蓝本，开始在中国各省筹办地方自治。到1909年，各省已经完成各级选举，开始成立城镇乡自治公所。到清国亡国之前，各省已经建立了府厅州自治公所。
        在现代法律的制订方面，清国政府得到了日本顾问的帮助，而日本的民法和刑法，则基本是以欧陆法律体系为蓝本，尤其是当时的德国法律，因此我们会看到，清国的民法和刑法，在条文形式上，具有鲜明的德国法律传统。从1902年开始，到清国灭亡之前，新的“公司律”，“破产律”，法院组织法，“大清新刑律”等现代标准的法律，已经颁布。现代的个人法律责任概念，被引入了清国法律，连坐制度从此在法律上被废除。
        接下来是引入了各层议会制度，在中央召开全国资政院，在各省市县则建立则召开各级议会，到1909年10月，中国各省的咨议局都已经成立。
        我们看到现在，会发现司法独立这个现代民主国家制度的缺失。在1906年9月，清国朝廷颁布的新官制改革中，已经明确了司法独立，并且计划试办新型的司法体系。
        根据清国的新政，中央的资政院和各地各级咨议局，在决议政府预算，决算，税收，法典方面具有监督权和立法权。
        对清国中央和各级政府的监督和制约，除了各级议会，更有民间组织和报刊。
        清国新政改革中，为了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赋予各地的商会组织以“法团”地位，颁布了“商会简明章程”。如此一来，原本在各地官员管辖之下的商会，公会，成为在法律地位上并不隶属于各地政府的法团。明清两朝地方官员向富商们摊派的陋习，在制度上，是行不通了。
        清国末年报业的兴盛，则是直接得益于清国的官府。报纸本是西洋文明的产物，在晚清新政之前，中国只是在上海租界里有相对繁荣的民间报业。而清国行宪的新政改革开始之后，尤其在慈禧太后去世之后，朝廷认为海纳百川，广开言路，是开明的政策，不仅大力鼓励民间办报，甚至把辖区内的报纸媒体数量，作为地方官员的考核依据。北京，广州，武汉等大城市的报纸出现了井喷，而为了维持开明的政府形象，也为了提升自己的考核，各地方政府对于辖区内的报纸普遍采取了放任自流的立场。
        1908年，清国颁布了“大清报律”，试图规范管理清国的报刊媒体市场，这个报律一出，遭到举国报业的怒骂和联合抵制，其中最为报业所诟病的是报纸刊发前一天午夜十二点之前，必需将报样送交地方警署，这虽然不是真正的新闻审查制度，但是却已经激怒了当时的报业人士。清国民政部被迫将“大清报律”交送资政院审议，并且于1911年1月，颁布了修改之后的“钦定报律”。
        清国报律对报业从业人员最严厉的法律处罚，无非就是罚款和查封报馆。而违法行为主要分为以下五大类，违背事实，泄露机密，危害国家安全，蔑视皇室和违反报律。
        值得注意的是，民政部和巡警厅及各地下属部门负责检查监督报业，但是他们并没有查处的职权，他们必须把相关报纸的违法事实，提交审判厅，由法院依据法律和事实进行裁决审判。
        根据清国的法律，报纸是注册登记制度，也就是说，无需官府审批。年满二十岁的清国国民，没有精神疾病，并且没有刑事犯罪记录，就可以到官府登记，创办报纸，这个注册登记流程，需要二十天的时间。
        从此之后，中国的报业再也没有过注册登记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审查批准制度，也就是说，要办报纸，必需要得到政府的批准。1930年，中华民国曾经颁布过注册登记制度的“出版法”，但是到了1931年，注册登记制度就又被废除，成为审查批准制度。
        不论是1908年的“大清报律”还是1911年的“钦定报律”，都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至今为止最为宽松，最接近现代民主国家的报业法律。
        清国的教育制度改革，则一样是全盘照搬的当时的西方体系。
        清国的学校可以分成三个体系，其主干是从幼儿园开始的通识学校体系，依次是蒙养，五年制的初等小学和四年制的高等小学。九年制的小学毕业之后，学生将面临三个学业方向。第一个是实业学校，这类似欧洲盛行的职业技工学校，第二个是师范学校，第三个则是进入普通中学，完成五年制的中学之后。最后则是高等教育，大学。
        清国所兴办的国立新式学校，并没有国家统一编订的教材。
        早在1898年，就有大臣要求由官府统一编订教材，用于各地官办学堂。但是这种国定制遭到了张之洞等大臣的反对，张之洞上书朝廷，建议学习日本文部省的作法，实现检定制度，也就是说，允许民间编著，翻译教科书。张之洞的主张得到了严复，梁启超等体制内外学者的支持。申报更是发表社论，呼吁民间自由编著教科书。社论称，“凡事以比较而有竞争，以竞争而有进步”。如果清国的国立学校都使用统一的官订教材，那么就不能出现优良的教材，因为缺乏比较和竞争。最终清国朝廷采用了张之洞等人的建议，允许民间自由编著教材，由学部审定通过，由各地学校自己选择使用。
        但是清国新型学校所面临的最大两个问题，一是教师的缺乏，二是教材的缺乏。不得已的情况下，有的学校只能直接使用外国的教材。比如当时北京的八旗子弟学堂，就选用的是美国中学课本作为教科书。
        清国官府一直在努力编纂出优秀的各级教材，承担这个工作的主要是清国学部的图书编译局和京师大学堂。从1905年到1910年，清国学部总共编译了国文，算术，修身等课程的一百多部教材，但是却一直遭到民间舆论的嘲讽和批判，指责这些教材水平不够。
        真正赢得教科书市场的是上海的商务书局，从1904年到清国灭亡，除了教会学校之外，清国国立和民办学校的百分八十市场份额，是被商务书局所占据，位居其后的则是文明书局。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8-19 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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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的的各项新政改革，是完全造搬了现代民主国家的各项制度，立宪民主道路，成为了当时清国体制内外知识分子的主流共识。
        作为对朝廷新政行宪路线的呼应，民间出现了众多的立宪团体，积极学习普及西方的宪法概念，民主制度，并以发表文章，请愿，通电等方式与朝廷互动，参与到清国的新政改革中。
        其中影响力比较大的立宪团体主要有三个，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张謇和郑孝胥在1906年所创办的预备立宪公会，这是一个政治态度温和的标准立宪团体，其创办宗旨是“敬遵谕旨，以发愤为学，合群进化为宗旨，使绅民明晰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
        第二个则是梁启超于1907年在日本所创办的政党性质的政闻社，其政治纲领为四条，1.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2.厘订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3.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与地方之权限；4.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梁启超为争取获得清国朝廷的谅解，特作声明“其对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
        第三个则是杨度与熊范舆在1907年创办的宪政公会，这个组织在两湖地区拥有相当大的势力。
        除这三个团体之外，另有粤商自治会，湖北的宪政筹备会等近八十个立宪团体遍布清国各地。

        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大论战

        晚清新政中，清国向日本派遣了大批公费留学生。李鸿章所指导的自强运动时代，清国公费留学生主要是学习军事技术和工程技术，段祺瑞，黎元洪这一批将领就是自强运动时代的留学生。而晚清时候的公费留学生，则开始全方位地学习西方的政治学，法学，医学，军事各门学问。因为清国急于需要掌握西方学问的人才，日本的一些大学专门专门为清国留学生开设了两年制的速成班。
        当清国朝廷上下，体制内外的知识阶层们紧锣密鼓地以跑步的方式追求宪政民主的时候，孙中山为领袖的同盟会革命党人，一如既往地主张必需暴力革命，推翻清国朝廷。
        同盟会的报纸“二十世纪之支那”改名作“民报”之后的首期报纸，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民主义”，分别为“民族，民权和民生主义”。
        孙中山主张，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族国家。在此时，孙中山的汉民族，是使用的邹容的汉人种，汉种族的定义。也就是说，西方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里，是一个种族，一个国家。
        孙中山宣称，汉民族向满民族复仇，是正当的。此时大批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之类的小册子已经从在日本的清国留学生中流传，并已经传回了清国本土。
        孙中山更宣称，汉民族向满民族的复仇，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必需的。因为现代民主国家概念，必需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才可以。
        其实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只是当时西方的某些思想家的主张，更和民主与否绝对无关。
        种族，民族，国族，这三个源自于西方的概念，此时早已经传到日本。种族是基于生理特质所作的人类族群划分，民族是基于宗教文化习俗所作的族群划分，国族是基于法律国籍所作的族群划分，这在当时的日本学术界已经是常识。
        为什么孙中山那么确定地说，汉民族是人种概念呢？
        汉民族是人种概念，这倒不是孙中山的原创，而是邹容的革命军中的内容。
        我们或许可以解释成为，邹容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西学教育，听说了民族，人种这些新名词，就想当然地搞混了。
        我们甚至可以解释说，孙中山本人，虽然此时到处以多年美国留学的“孙逸仙博士”对外宣传。但是事实上，孙中山并没有真正接受过西方的政治学教育，也不清楚这些新传来的西方概念。
        但是同盟会内，绝对不是这个情况，同盟会里不乏在日本大学速成班里求学的留学生。在汪精卫著名的“民族的国家”里，所引用的一些德国和日本学者的书籍里，是非常明确地阐述了民族，人种，国族这些概念的。但是就连汪精卫，都言之凿凿地说，“民族就是种族”，并且还居然搬出美国学者和德国学者的名字，说这是西方大学者的解释，显然汪精卫要么根本没看过他所引用的书籍，要么是在说谎。
        为什么革命党人要故意把民族说成是人种概念呢？
        因为在当时的清国，如果以文化习俗去划分满人和汉人，那是无法划分的。不仅是汉军旗的满人，文化习俗和大批汉人无法区分，就算是在满军旗和蒙军旗里，也一样大批儒家文化的追随者。
        理学大师曾国藩在官场名分上算是穆彰阿的门生，但是在学术上，他则是拜在倭仁大学士的门下，理学大学问家倭仁如果都不是儒家文化的，清国估计找不出儒家文化的追随者啦。
        之所以会出现无法用文化区分满人和汉人的情况，重要的成因是，旧中国历史传统里，并没有政教合一的传统。塑造影响文化的一个因素，宗教，在中国历史，是缺失的。旧中国历代皇朝并不强行规定，或者禁止民间的宗教信仰。这是和欧洲历史的一个根本性不同。
        说满人和汉人文化不同，显然说不通，因为当时的清国人看不到不同。
        说满人和汉人是不同的人种，倒真的可以忽悠的过去。因为旧中国的医学，还真没这些概念，没办法辨别这种说法是否属实。就算汉军旗的，因为不和汉人通婚，和满人通婚，年代久了，也就不同人种啦。
        邹容就是光荣而自豪地宣称，俺们皇汉民族，清清白白，没有被满人玷污。
        此时清国的知识分子，对西方思想和制度，已经是普遍性地仰慕和崇拜。就算最固执坚定地深信，儒家文化不见得就是野蛮愚昧的儒士们，也缺乏了抗辩的底气。
        在中国的儒家文化再一次恢复起自我辩护的勇气和努力，是要到民国时期的熊十力，张申府那一代人。他们开始融入源自西方的逻辑理性工具，融入新的价值观念，重新解读，建构儒家学说。事实上，从先秦到清国灭亡，儒家学说一直就是一个演变的过程。
        同样是儒家教育背景出身的立宪党和革命党人，当他们激烈论战的时候，他们所引经据典的理论依据，全部都是西方的思想学说，没有人会再搬起“狄夷入中国则中国之”这些儒家传统的理论依据。因为双方都认为，西方的学说，才是文明，民主的学说。
        根据孙中山当时的主张，中国必须恢复成为汉民族的国家，只要这样，中国才会走向现代民主，才会走向富强，所谓“满洲去，则中国强”。
        革命党人并不认为满洲是中国的，这一点大家要注意，在宣传排满的种族复仇革命的时候，孙中山是宣称，要建立一个汉种族的国家。
        汪精卫在民族的国家中，更是引用国籍法论证说，看看，五百年前，满洲人就没有明国国籍，满洲当然不是中国啦。
        这是一种两种体系的交叉判断，汪精卫不知不觉中，在用当时西方的法理标准，去衡量东方体系的中国。
        清国的弱，是因为满族，满族和我们汉族有仇。我们要暴力革命，不仅为了复仇，而且为了建立汉民族的国家，血统高贵的汉种人国家，才能走向宪政民主，走向富强。
        在当时盛行社会进化论，盛行种族主义，清国知识分子渴望富强的背景下，孙中山的排满复仇，建立单一汉族国家的主张，是有相当大的吸引力的。
        在剑桥中国历史中，对孙中山的开篇介绍是这么说的，“我们的分析必需从孙逸仙开始，孙逸仙是一个爱国者，他爱国的热忱和真诚，允许他成为一个没有任何政治理念的，骇人听闻的投机者，只要他认为情况必需，他什么都说的出，什么都作的出。”
        这个评价是非常客观的，孙中山所有的政治主张，都是根据他认为的需要在变的。当他认为需要煽动种族仇恨的时候，他可以信誓旦旦地说，中国必需是单一的种族国家才能走向民主富强。当他认为自己可以作大总统的时候，他制定了各地由督军管理的制度和中央总统制度。当他发现民间舆论和军事力量对比，都不允许他作大总统的时候，他又匆忙更改制度，要建立内阁负责制度，匆忙之中，不仅是使得新的制度充满矛盾和职责模糊，并且导致了各地军阀割据的局面。
        当他以袁世凯向外国出卖中国利益为口号发动革命失败之后，他向日本，德国，和美国的民间投资者作出骇人听闻的许诺，只要对方支持他夺取政权。
        当他看到大家反感苏联的时候，他说，苏联的那一套不适用于中国。当吴佩孚和孙传芳拒绝了苏联之后，孙中山得到了苏联的扶植，此时他说，民生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
        现代中国历史的国家分裂，民族对立，军阀割据，枪杆子出政权，都直接起源于孙中山不同时期的不同主张和作为。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8-20 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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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6年，孙中山发表“军政府宣言”，进一步具体阐述三民主义政治主张。
        在军政府宣言里，孙中山说，我们中国有四千年文明历史，从开国以来，都是中国人的中国。中间曾经有过异族灭亡中国的阶段，但是中国人的祖先都能够驱逐异族这些异族统治，光复中国人的国家。
        但是之前历史上的明朝和太平天国的伟大壮举，都只是致力于驱逐异族，恢复中国，只能算是英雄革命。而我们今天则不同，我们不仅是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更要以平等，自由，和博爱的精神，变革国体民生，完成国民革命。
        所谓国民革命，就是全中国人都有平等，自由和博爱的精神，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军政府将承担起这场完成国民革命的重任。
        满洲乘着明朝内乱，灭亡了中国，压迫我们中国人作奴隶，屠杀了亿万中国人，我们汉人亡国至今已经两百六十年，今天满洲恶贯满盈，军政府要推翻满洲政权，如果有胆敢抵抗的，杀无赦！如果有汉人作满奴，那么就叫汉奸，杀无赦！我们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中国。
        中国的政治，应该由中国人来治理。有胆敢作石敬瑭，吴三桂的，天下共击之！
        我们要建立的是民国，凡是国民都有平等的参政权力。由全体国民选举出大总统，由全体国民选举出议会，制订中华民国宪法。如果有人敢立帝制，天下共击之！
        平均地权，是文明的福祉，中华民国国民平等享受。对于地主现有的土地，核定其地价。中华民国工商业发展，地价必将上涨。超出原有核定地价部分收归国有，从而为中华民国全体国民所共享。凭地税一项，中华民国就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富足的国家，不需要再向国民征收其他税项。
        要达到以上四个国民革命目标，孙中山提出了具体的“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民主立宪”三个阶段。
        首先是军法之治，国民革命军武力驱逐满洲，恢复中华。之后开始三年的军政府统治时期，
        这三年的军政府统治时代，是社会改造和国民教育的时期。政府的压迫，官员的贪污，差役的勒索，留辫子的屈辱，和满洲势力的勾结，缠足的残忍，鸦片的流毒，风水的迷信，所有这些“旧污”统统禁止肃清。同时兴办教育，设立警察和卫生制度，兴办农工商业。
        三年军法时间到，如果已经达到预期效果的县，可以结束军政府统治时代，进入约法统治阶段。
        各地选举议会，军政府依旧是政府，军政府和议会之间的关系，由各县民众约法定明，各地进入六年的约法阶段。
        全国约法之治六年之后，开始制定宪法，选举大总统，选举国会，军政府放弃行政管理权，中华民国进入民主立宪时代。
        应该没有学者能够解释的清楚，孙中山依据什么经济学理论，根据什么估算方法，能够作出这样一个超乎地球人类最狂野想象力的许诺，靠地价的上涨，中国就会成为全世界最富足的国家，甚至可以富庶到从此不再需要向国民征税。
        康有为这些保皇党人士再辩解清国的税收是当时全世界最低的，那也是无法和不征税作比较的，嘿嘿。
        针对同盟会革命党人种族革命的宣传，和三民主义的主张，梁启超从1906年开始，发表“开明专制论”和“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驳斥革命党的种族革命理论，社会革命主张和民生主义主张，由此引发立宪派和革命党人的大论战。
        论战的双方主力，都是广东人，立宪派出场选手是康有为梁启超师徒，其中梁启超为主力选手。
        革命党人出场的主力选手是汪兆鸣和胡衍鸿，这二人虽然资历和名望在当时比不上康有为和梁启超，但是他们二人绝对也是非常能读书的理论人才，有着一流的文笔和口才。
        汪兆铭是当年广州秀才考试的第一名，胡衍鸿则更传奇，他不仅自己考取了进士功名，而且还曾经当枪手替人考取进士。江湖传言，他的代考费是六千大洋。这两位后起的广东读书人，在1904年，双双考取了清国的公费留学资格，赴日本的政法大学速成班学习。
        在日本，他们成为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的追随者。汪兆铭立志以“精卫填海”的精神，百折不挠地追求革命事业，从此以“精卫”为笔名发表文章。而胡衍鸿则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胡汉民，以表达自己不作满清顺民，而是皇汉之民的革命立场。
        他们二人成为孙中山最得力的理论助手，并且一直忠诚地追随着孙中山的革命事业。
        这是一场后人看来挺有喜感的论战，双方基本是鸡同鸭讲的对话，而且双方对自己笔下满天飞舞的许多西方政治学名词其实都有些半懂不懂，或者说半通不通。但是论战的双方，已经算是当时中国知识界对现代民主思想最高层次的理解。
        当时的梁启超坦陈，他所掌握的新思想（西方思想）是“梁启超式”的，“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唯以多为贵”。
        论战的双方，除了引用欧美学者的学说作为各自的理论依据之外，更多的是引用了当时的日本学者的理论阐述。
        这一点，其实也很正常，全盘学习西方文明的日本学术界，对欧美的文化思想已经有了相当广泛和深入的理解。政治学，在当时的日本，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到20世纪初，日本政治学已经形成了以东京帝国大学为中心的“德意志流”和以早稻田大学为中心的“英美流”两个不同的学派。
        日本学者对欧美政治学论著进行准确的翻译，已经不是问题。日本的学者已经成熟到可以不再需要亦步亦趋地追随欧美学者，而开始独立对一些欧美政治学理论提出合乎现代学术标准的批判和论证，并发展出独立的政治学理论学说。
        在我们开始围攻清国末年这场大乱战之前，必需要介绍两本书。
        第一部书，是直接影响到同盟会的革命党人的思想的，这部书就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当时的中文翻译本，叫“民约论”。有君王则无民主，这是革命党人坚定的信念。
        梁启超本人曾经放弃过君主立宪制度，转而主张革命，建立宪政民主国家，因为梁启超看到“社会契约论”之后，一样被卢梭的理论所折服，成为革命推翻清国朝廷，建立宪政民主国家的鼓吹者。梁启超的再一次转变，是在他去北美游历，接触到当时欧洲思想界对社会契约论的批判之后，从北美回到日本，他开始回归成为君主立宪者。
        在论战中，梁启超一直揪着卢梭的理论批判，但是汪精卫等人却一直不作回应，而且一直不提卢梭这个名字，不把社会契约论的观点作为理论依据。
        原因很简单，在日本大学留学的汪精卫，他也知道，在日本的学术界，当时的卢梭，已经成为了笑柄。
        民治维新的初期，日本学者们一样对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推崇备至。但是随着接触到德国学者对社会契约论的批判，和日本学术界自身对社会契约论的深入思考，日本学界已经认识到，卢梭的理论，在人权概念，国家起源，国家性质，国家目的这些关键性的问题阐述上，存在着明显的荒谬。
        初期受社会契约论的影响，日本学者们把世界上国家分作两个类别，“民主国”和“君主国”，意识到卢梭理论的荒谬之后，日文里，已经不再使用“民主国”和“君主国”，而改用“民权国”和“君权国”。有君王的国家，一样可以是权力属于国民的民主国家。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8-21 11:47